榆林第2窟水月观音图局部,朝圣的龙女和鹦鹉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何晞宇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写落魄的官二代张生,在上京赶考的途中与白富美崔莺莺惊鸿一面,竟书也不念了,试也不考了,只因她“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旧时,称女子貌如观音,是对她美貌的最高赞赏。在没有偶像连续剧,也没有明星画报的时代,男子看到拈花捻笑女子美丽无法言会,便将她比拟为“观音”。因为在中国,无论在民间信仰中,还是在文人笔下,观音画都得是至善至美的女子。
而中国本土化观音样式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水月观音图”。这种由唐朝画家周昉创立的佛造像样式,迥异于一般佛教图像,在佛经中也很难找到直接的创作依据。虽然在中唐以后便极为流行,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月观音图,只有在敦煌发现的五代时期一幅着色绢画(现存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目前,敦煌石窟艺术群中现存水月观音壁画27幅。负责成都博物馆“敦煌•丝路”大展的敦煌专业解说员王燕告诉封面新闻(thecover.cn),在整个敦煌石窟保存品中,最精美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此次大展中的榆林第2窟西壁门水月观音画像。
榆林第2窟水月观音图局部
文人式画意
榆林第2窟水月观音像创作于北宋时期,当时敦煌正处于西夏党项人的统治之下。榆林窟所在的瓜州地区,是西夏的文化军事重镇,在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壁画作品,水月观音像便是当时艺术巅峰之作。
王燕表示虽然西夏与宋战争不断,但文化往来却极为频繁。由于党项人在唐朝时便已经依附中原,汉化极深。西夏以后,随着与宋的进一步交流,在绘画上也留有极深的中原痕迹。文化交流的成果在水月观音像中得到了集中展现。
王燕告诉封面新闻,当时水月观音图像极为流行,在当时不但寺庙大量绘制用以传法,也成为对佛法有了解的士大夫阶层喜欢主题。
“你看这幅(水月观音)不是满的,有大量的留白。有山有水,还有太湖石高耸入云,(太湖石)后还有翠竹。空白处绘有鹦鹉是动的,下面有水是动,而观音是相对静止的,整幅画面动静相宜。”
中国文人热爱石、竹、山水等元素在唐时已经开始。随着文人参与佛教题材的创作,中国式文人的审美观也开始改变佛教美术创作。根据原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惠民的考证,周昉“妙创水月之体”时,也正值唐山水画兴起。也就是说在水月观音形象创立之初,中国文人的意趣已经融入其中。
“白居易(中唐时期诗人)喜欢水月观音,曾有诗句,‘净绿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下,万缘皆空’。”王燕认为这幅画是对白居易诗中,追求高逸文人情怀的形象描绘,尤其“把‘空’表现得淋漓尽致!”
敦煌榆林第2窟水月观音图
华丽观自在
另一方面敦煌的水月观音形象由五代发展到西夏,已过百年,风格逐渐成熟。“五代时期,敦煌的)水月观音画像非常简单,没有很重的装饰效果,到了西夏时期成为的鸿篇巨制。装饰的氛围非常浓厚。”
这幅水月观音肉体贴金,全身盛装:头戴通天冠,斜披红帔,下着红裙,戴项饰、臂钏、璎珞严身。“我在原窟看到的(壁画)都没有这么亮,你可以看到他首饰上的小珠子都是沥粉堆金,都是凸出来的,非常华丽,”王燕说。
中国式观音
用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的话说,观音是佛教中流传最广的一位菩萨,又由于其与中国民间民俗相互交融的特殊性,使得没有具体经典依据的民间观音造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人士均可以对其进行任意发挥”。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中原地区的观音造像从宋元开始,由印度教的男身变成了女身。
“勇猛丈夫观自在”是佛经中观音菩萨的描述。这是由于印度传统轻视女性,在佛经中也认为女性要得道,只有在转为男身之后才能实现。但根据李利安的研究,在宋以后,中原佛教观音传播逐渐加入妙善公主的传说,“经元代的加工完善而定型,并迅速普及,女性观音信仰成为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主流。”
此次“敦煌•丝路”大展展出的水月观音,创作期正好处于中原民间信仰与佛教的碰撞时期,虽然画师还为观音画上胡须,但已经出现“溜肩”等女性化的特征。画中的主佛水月观音不是佛造像常用的站姿或者结跏趺坐(又称“佛坐”,一种坐禅的方式),而采用了优雅的“游戏坐”:一腿屈起,另一腿盘屈。一手自然垂搭在屈起的膝上,另一手撑地。目光微微下垂,神情自若。这种坐姿的水月观音像,多见于中原地区,四川安岳毗卢洞的紫竹观音,重庆大足石刻群的水月观音均以此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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