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温故丨1937年，动物大军的另类“长征”

美国加州牛、荷兰奶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这不是在动物园里。

1937年12月到1938年11月间，南京通往重庆的山路上，一支动物大军行进在。

率领这支队伍的人叫王酉亭，当时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王酉亭和16名同事历经五省、耗时近一年，途经水路、山路，驱赶着1000多头牲畜，行程2000余公里，为中央大学乃至中国保存宝贵的畜牧品种。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序章

掌管全国最大畜牧场的场长

王酉亭，又名友廷，江苏涟水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农户家庭，兄妹五人，他是老大。

“我父亲到了读书的年纪，我爷爷把他送到去上私塾，然后进到淮阴中学，”王酉亭之子王德说。

从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王酉亭又被当时的江苏省建设厅录取，调到老家涟水县担任建设局局长。

当时东南大学，已经和南京的几所高校合并为中央大学。

1935年，在母校老师的诚恳劝说下，王酉亭回到南京，被任命为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的场长。

当时，全亚洲首屈一指、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国立中央大学有7个学院，唯独农学院的学生数量、师资人才、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名列前茅。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灾难深重，还处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贫困社会，国内农畜产品质量低下。在王酉亭担任场长前后，中央大学逐步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家禽家畜品种。

“为了培养农业人才、改变落后的农业基础，学校在1935年申请到美国洛克菲勒文化基金，相继从国外引进大批珍贵的畜禽品种，如荷兰奶牛、澳洲奶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猪、美国火鸡等诸多品种。”王德说，当时的畜牧场里80%以上的都是进口品种，此外还有少量的国内优良品种。

国立中央大学因为院校学科众多，城内老校址地方容量有限，当时向政府教育部申请安德门外的几千亩地，进行新校址统一规划。

新校址整体规划图都设计好了，考虑到农学院具体情况，学校就先拨给畜牧场一大块地。

“当时把一大批家禽家畜搬到安德门圈养起来，安德门农场有几百亩地大，是三个农场最大的一个，也是全国最大的畜牧场。”王德说，“这三个农场，由我父亲统一管理。”

在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工作期间，王酉亭的主要任务有两个：培养合格人才和畜牧优良品种繁育。

农业科学是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学校希望通过教学实践培养一批人才，引进优良家畜品种科学繁育改良，然后再向各地输送。这样，可以逐步改善中国农牧业的落后面貌。

“比如说，以前中国的奶牛个头不大，都是瘦瘦小小的。再怎么喂，体格也是那么大，产奶量很少。通过引进改良后，中国奶牛的品质提高很多，产奶量也上去了。”王德说。

王酉亭工作进展顺利，家庭生活很幸福，事业有成的王酉亭已经有了三个小孩。

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大学开始西迁，却给王酉亭掌管的中央大学畜牧场带来了新的变化。

西迁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自1932年8月就任以后，就断定中日必有大战。因此他早在1935年底“冀东事变”时，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里面为了长途运输还钉了铅皮。

1937年夏，罗家伦派遣三路人马到内地考察校址。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率队向湖南、湖北出发，第三路是医学院教授蔡翘率队到成都考察。

当时王酉亭就被抽调到重庆一路，勘察校址。

三路人马考察汇报后，考虑到从南京到重庆的水陆直通便利，另外迁校要有长久规划。罗家伦决定将内迁校址定在四川重庆。

当年7月中旬，罗家伦开始部署学校内迁准备，命人将一年前制作的大木箱“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

自7月15日至10月上旬西迁开始时，在罗家伦的安排下，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箱完毕，并运至南京下关码头，共1900余箱。

由于罗加伦部署西迁行动迅速，这批珍贵的教学物资，得以躲过日军多次对学校的狂轰滥炸。

9月23日，教育部批准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计划。

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余名学生、1000名教职工及家属，总共4000人以及1900余箱物资，开始登船西迁。

除了普通的教学物资外，当时航空工程系的三架科研飞机也拆卸上船，还有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二十四具尸体。

按照安排，王酉亭和同事们将畜牧场里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动物，也精选出一批送上轮船随队西迁。

据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主任陈之长回忆，当时共装运了种牛二十头, 种猪二十余头及各类种鸡、种鸭十只。

变卖房产 作为西迁经费

作为骨干人员，中央大学给王酉亭全家都预定了西迁船票。

事已至此，原本就该结束了，但对王酉亭来说才刚刚开始。

当时畜牧场的另外一名主管以及财务已经随大部队先行西迁了，王酉亭留下善后，最后才走。

11月份，已有大量难民涌入南京，枪声也终日不断。 在南京下关码头，人潮涌动，船票极为紧俏。

校长罗家伦来到畜牧场告别，同时又交代了一些事情。

“当时，他就跟我父亲讲，把剩下的这些家禽家畜处理掉，杀掉也好，送人也好，怎么处理我们都不会怪你。”王德说，“临走前，罗家伦对我父亲说，事情处理完后，希望你尽快到重庆来，学校还需要你。”

“但我父亲当时就对校长表态，这些优良品种在国内外都是珍贵的，绝不能被日本人弄去。即使不能带去重庆，就这么处理掉实在可惜。他说，我要尽一切可能把这些家禽家畜保留下来！”王德仍然清楚的记得父亲回忆的内容，“他当时就是这么恳切地对罗家伦讲的，校长现场就留下了眼泪。罗家伦认为对这些家禽家畜学校更无好办法，带不走只能放弃也是下策。其实他心里也舍不得，很难受。”

罗家伦走后，王酉亭立即召集三个畜牧场的留守员工开会。

王酉亭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想把这些家禽家畜全部送到重庆去，谁愿意跟我在一起走的话，请大家报名。”

报名前，王酉亭对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充分估计，并要大家做好吃苦耐劳的艰难准备。

在留守的30多个职工中，有20多人自愿报名。在这20人中，有几个人身体不是很好，王酉亭将这几人劝说下来，最终选了16个人。

这16个人再加上王酉亭，就是这次“动物西迁”的护送者。

随后，王酉亭对大家进行分工，分头筹备医药、粮草等物资，并安排制作了一些小笼子。

按照王酉亭的设想，将鸡、鸭、兔等小型家禽家畜装到小笼子里，绑到牛马的背上驮着走。

相比日益吃紧的南京局势，王酉亭当时还面临着更为急迫的问题：经费。因为当时学校已经西迁，财务人员也都撤走，钱成了大问题。

这时王酉亭就想到了自己购置的两处房产。

战乱年代，房子已经不值钱，王酉亭四处托人询问。好在当时安德门的房子因为在房前屋后还有附属的两三亩地，卖了一些钱。再加上变卖的成贤街住宅，这才算西迁经费有了着落。

最后一班船送走妻子

王酉亭紧锣密鼓筹备的“动物西迁”，甚至变卖房产筹集经费，但这一切都却瞒着他的妻子夏淑哲。

1937年12月5日11时10分，日军再次空袭南京，炸死杀伤数十位南京平民。

就在这一天，民生公司的轮船将运送中央大学的最后一批西迁队伍。

王酉亭委托两个学生先将妻子夏淑哲和孩子送到南京中山码头。

“我父亲跟我母亲说，他身上还有一张船票，因为在畜牧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让她先去码头等他，他随后就到。”王德说。

当时王酉亭和夏淑哲已经有了三个小孩，五岁和两岁的女儿，还有刚八个月的婴儿，是王德的大哥。

日后，夏淑哲曾对儿女们讲述了那一天的情景：码头上挤满了人，都要争抢着上船。有普通老百姓，有当兵的，还有一些当官的提着大箱小箱的。当时民生公司轮船都不敢靠岸，停到江中间，然后有票的人乘小划子摆渡上船。

到了江边后，夏淑哲和孩子一直在焦急等待丈夫的到来。汽笛响起快要开船了，王酉亭骑着自行车从三牌楼的丁家桥畜牧场急忙赶到码头。

直到这时，王酉亭才对妻子说出实情。

“他跟我母亲说，我不能走了，你们先走吧。然后交给我母亲一封信，说到重庆以后有什么困难找就找畜牧场的另一位场长，学校也会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王德说，“我母亲一听，就傻了。说你不去，我带着三个小孩怎么生活呢？我父亲说，你赶快上船吧。说着，自己就流泪了。”

王酉亭抱起儿女，一个一个亲吻，将家中带来的珍贵结婚照镜框交给妻子。“别为我担心，我们在重庆见！”

从江边回到学校后，两个学生说想回家，王酉亭分别给他们一台德国造实验用显微镜。“我父亲让他们把显微镜带回家保管好，日后在把设备带到学校，学校会认可这是保护财产。”王德说。

另一段后话是，这两个学生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

其中一人叫赵海泉，后来担任农业部畜牧司的司长。另外一人叫王良，后来做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他们在解放后，还到南京探望老师王酉亭。

1937年12月9日 南京下关

动物大军通宵渡河

送走了家眷，古城南京的局势已经非常危急。当时南京城东南西三面的外围阵地已经损失殆尽，仅剩江北这一条通道。

天上敌机轮番轰炸，地面枪炮声昼夜不断。

12月9日清晨，王酉亭带着两个人来到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这里是长江与外秦淮河及江心洲、潜洲岛的交叉口，许多运输渔船的停泊港湾，王酉亭准备在这里雇佣四条渡江木船。

“战乱期间，租船费用可以说是天价了。船主一口开了高价，我父亲说当时根本不敢还价，”王德说，“交了定金以后，我父亲就派跟着去的两个人守候船边，就怕船东再生变故。”

随后，王酉亭骑着自行车赶回畜牧场，和大家将集聚在丁家桥农学院操场的家禽家畜全部清点，准备出发。

为躲过白天的敌机轰炸，王酉亭就选择当天傍晚，和员工把家禽家畜有序驱赶到南京三汊河到下关的江边。

趁着夜色，一行人开始将珍贵牲畜小心翼翼地分批运送上船。

由于四条木船全部是人力摇橹，风高浪急，船只摇晃，往返运输多趟非常不易。

当天夜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当兵的想要过江，是举着枪跳上船的。

“据我父亲就讲，当时的枪声炮声，就像过年的鞭炮声，一直不断。当时日本人还出动飞机，高空投下的炸弹离船只有几米远，掀起江面阵阵浪花。一片惊险，所幸没有造成伤亡。”王德说。直到第二天拂晓，这1000多只动物才全部在南京浦口上岸。

3天后的12月13日，南京沦陷。

1937年12月底 西进合肥

饿极了，就抓一把牲口饲料放到嘴里

1937年12月10日，在南京浦口北岸上船后，片刻不敢停留，王酉亭带着16人的队伍，一群家禽家畜沿着浦镇至合肥的公路开始西迁前行。

一本地图册、身背一把双管猎枪，手推一辆自行车，这是王酉亭随身携带的家当。

考虑到这群牲畜受到惊吓会乱跑，王酉亭对行进的队伍的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三个人在前开道，将五六匹马跟牛栓在一起，队伍的两侧各有四五个人护卫，剩下的人断后。

“一行人，用棍子赶着牛马猪羊，再加上驮着的家禽，队伍有四百多米长。”王德说。

一路上，王酉亭骑着自行车，来回查看、照顾队伍。

“我父亲他们当时已经24小时没有休息了，白天找船运输，晚上通宵渡江。为了尽快远离战火，大家还是没有半刻停留。”王德说，“在路上，只能边走边给牲口喂料。因为食料是麦麸子，人来不及做饭，饿极了，就抓一把放到嘴巴里。”

为躲避日本人的追击，王酉亭规划的的路线是往天然屏障大别山方向走：从南京浦口、浦镇到江浦，从江浦到全椒，再步行到合肥。

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在路上行进的速度很慢，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

一路上，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必须花费时间采购动物饲料。如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等，在和平环境下有专人配制饲料。但战时赶路缺乏条件，王酉亭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向沿途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沿途采摘草药进行诊治。

在长途行进过程中，猪这些动物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只在原地打转，只好想办法雇毛驴车载着走。

动物疲劳，人也更累。

“白天人要赶路，夜里还要喂这些动物。每到一地还要四处找水，人也要弄吃的。很多时候，到了夜晚天黑都休息不了。”王德说。

唯一稍感欣慰的是，当时出发时是12月中下旬。秋收后的沿路很多农村都有打谷场，到了夜宿的时候，就抱一些稻草铺在地上，两个人一组，被子铺一床盖一床。

走了20多天，西迁队伍过了合肥，继续往河南方向前进。

1938年春节前 安徽六安叶家集

拍了电报 有了经费

一千多只动物，走在路上队伍长达400多米，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走一两天就要歇三五天。

进入冬季，天气逐渐寒冷。在面对饥饿和疲劳的同时，还要面对自然环境的风霜雨雪。

更令王酉亭着急的是，因自己卖房子的钱多半花费在过江时雇佣渡船上，所带的有限经费已经不够了。眼下时局战乱，物资奇缺，价格昂贵。

一行17人，千头牲畜的每顿口粮就是一笔大开销。首要目标还是保障动物的饮食和治疗，人则以不倒下为原则，勒紧裤带能省则省。即便如此的一路花费，过了合肥以后人和动物都到了快要断炊的境地。

天寒地冻、人困马乏之际，这支动物大军于1938年春节前赶到了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暂时相对安全的安徽六安地区叶家集。

叶家集是个小镇，镇上刚好有个邮局。困境中的王酉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向校长罗家伦汇报。农学院畜牧场17个人已经带着所有牲畜离开南京，正往重庆方向行进。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希望学校尽快汇些经费救急。

“接到电报的罗家伦惊喜交集，没想到王酉亭把这批动物、以这种方式带出来。据说，当时罗家伦接到电报意外惊喜，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得了！”王德说，罗家伦当时立即安排财务人员汇钱至叶家集邮局。

收到学校汇款以后，动物大军在叶家集休整了一段时间。

“刚开始离开南京的时候，为远离战火，是白天黑夜的拼命赶路。后来就不行了，一方面动物不能连续疲劳。另一方面风雪交加，天气也越来越寒冷。”王德说。

当时，大别山地区已经零下七八度。因为队伍太大不好住到民房里面，一路只能风餐露宿。“每天将动物围圈安顿好，顶多临时搭个简易草棚，人畜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王德说。

从叶家集休整后，动物大军继续上路。

在从安徽快进入河南时，他们遇到了大量逃难的平民和一些溃退官兵。在这些人的口中，王酉亭和队友们第一次听到了在他们离开南京城后发生的日军大屠杀事情。

西迁队伍的17人中，有两个人是南京当地的。

“在听到南京城发生血腥大屠杀后，这两人情绪激动，想回南京，说死也要死在南京。我父亲就给他们做动员。”

王酉亭的想法是，既然南京城已破，两人回去也是凶多吉少。如果这两人走了，军心动摇，队伍可能就散了。

“我父亲就说，现在国已经不成国了，哪有自己家呢？连政府都往重庆那边走，你们还要往南京跑是往死里走，不行的。以后，你只要人活着回南京就有希望。”

最终，在王酉亭的耐心劝说下，两人打消了返回南京的念头。

1938年春天 信阳郊县

新生命降临与遭遇土匪

西迁队伍，进入河南境内后，沿着商城、光山一线往信阳方向行进，这里是属于大别山的北麓。

由于寒流侵袭，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畜禽染疾患病，不少小动物都被冻死了。

艰难度过最难熬的寒冬后，动物大军在1938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到了河南信阳境内。

1938年4—5月份，西迁队伍过了六安和信阳中间的商城县。

春天的来到，也给这支艰辛的队伍带来了希望。

在商城期间，有两头小牛犊出生。新生命的降临，让人感到振奋。

这两头牛犊是学畜牧兽医的王酉亭亲自接生的。

6月中旬，队伍到了信阳潢川附近。

王酉亭本想在此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赴武汉。但当地人介绍，山区内人烟稀少，野狼成群，带着这些牲畜进山，恐怕难以安全翻越山区。

听从当地人的建议，王酉亭只能继续向信阳方向西进。

此时，正是当地的梅雨季节，雨水不断，道路泥泞难行。此前在5月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此时通往信阳的公路上，挤满了后撤的军队和难民。

在这样的公路上前行，对西迁队伍来说有诸多不便，只得改行乡间小路。

在这里，王酉亭遇到土匪。

“有一天，我父亲在安顿好牲畜后。骑着自行车背挎着包，准备去买喂牲口的粮草。小包里装了几个馍馍，看起来鼓鼓囊囊。”王德说，“在经过一个小树林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土匪，拿着枪指着我父亲说，把车子和包留下，人走。”

王德记得，父亲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提到：当时天气乍暖还寒，自行车车把上还有两个护套，他的手在护套里面握紧了拳头。这个时候，土匪冲过来就要抢他的包。

这个包里除了钱款，还有王酉亭中央大学的证件。如果这些丢了，剩下的路程就会有更多困难和麻烦。

就在土匪上来抢夺挎包的时候，王酉亭立即从护套抽出拳头，一拳将土匪打倒在地。

土匪恼羞成怒，躺在地上开了一枪。“我父亲一让，没打到。土匪那个枪也不是很好，打过以后再扣扳机却没响。如果后面打响了，我父亲也就不在了。”王德说。

此时路过的一群国民党兵听到枪声，马上赶到现场，正看到土匪站起来拿枪对着王酉亭。

“当兵的喝问，你们在干什么？我父亲就讲了，他要半路抢劫，我是中央大学的。但那个土匪说，这个包是他的，我父亲要抢他的。”王德说，“我父亲就反问，你说包里什么东西？土匪张口结舌，说不出来。”

弄清事情原委后，土匪就被当兵的带走了，“后来听说给枪毙了。”王德说。

1938年8月 信阳

此时家中情况如何？

1937年8月，西迁队伍抵达信阳附近。

在信阳，王酉亭通过电报再次和学校取得联系。

直到这时，王酉亭才有机会去电询问家中的情况。

其实，在王酉亭艰苦跋涉的同时，妻子夏淑哲带着孩子在重庆也度日如年。

“音信全无，她根本不知道我父亲到什么地方了，情况怎么样了，只能经常到学校打听去。”王德说，“但是学校也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我父亲只有到了有电报的地方，才能发电去重庆，学校是无法主动联系到我父亲他们的。”

按照王酉亭原有规划，将这批动物带到信阳后，从信阳乘火车南下到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去重庆。之前在中央大学西迁的时候，在武汉设有办事处，负责人员和物资的中转工作。

学校得知王酉亭的计划后，立即回电：日军逼近武汉，军情已经吃紧，千万不能再去武汉。

取道信阳、南下武汉的计划已无可能，王酉亭只能带领队伍继续西行。

1938年10月 湖北

4人遇害，动物劫难

虽然武汉不能去，但西迁还要往湖北走。

离开信阳后，王酉亭带着西迁队伍穿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穿越湖北中部。虽然这一路都是山区，但相对来说，可能比走其他的路却会更安全一些。

当年王酉亭在江苏苏北担任建设局长的时候，参曾与过淮河治理的实地考察，而淮河源头位于桐柏山区，因此王酉亭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他没想到，当年的这一段公务员经历，会用在这次西迁之行上。

在桐柏山区期间，这支西迁队伍，遭遇了最悲痛的事件。

在王酉亭一行行进在桐柏山区的时候，武汉会战正进入尾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也试图向西推进，逼迫重庆政府。

一天傍晚，西迁队伍在选择一片山林休整后，派4个人出去筹集粮草。离驻地大约七八里路的地方有条河，在过河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哨兵。

“他们四人都不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也不熟。日本人发现四个年轻人接近村庄，开枪就打。结果4人被打死3个，只一个人跑回来了。”

此后在穿越湖北期间，动物大军和难民还曾遭遇了两次日军空袭。其中一名员工被炸死，又一批牲畜惨遭厄运。

王德说：“父亲每每讲到这里，就止不住的叹息。”

1938年10月 穿越桐柏山区

“国共”两张路条

在穿越湖北桐柏山区的时候，还有两件事让王酉亭记忆深刻，此后多次讲给儿女们听。

一天夜晚，王酉亭喂过牲口后和大家已经歇息。几名国军士兵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打着火把找到动物大军的驻地。为首的军官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懂医的人吗？我们有好多士兵受伤了。”

王酉亭说，我是兽医，可以跟你们先去看看情况。

“我父亲背上平时给动物看病的医药箱，带了一个助手就随他们去了。当时部队住在当地村庄的旧祠堂里，我父亲看到好些人都躺在地上，都是伤兵。”王德说，“我父亲一放下医药箱，就在马灯的照明下仔细检查每一位伤病员。他给一些轻伤士兵做了简单消毒和包扎处理，但有个士兵伤势较重，子弹还留在身体里。”

王酉亭做了消毒处理后，最终把这颗子弹取了出来，救活了这个士兵。紧张忙碌了一夜晚，直到天亮才喝上一口米汤。

看到这些从前线下来的将士，王酉亭心生敬佩，非常感动。虽然心有不舍，但还是再三权衡，挑选了两头猪和几只美国火鸡，挤了一些牛奶送给部队伤病员。

“这些东西是第二天傍晚前送过去的。我父亲就跟部队长官说，我们不容易，你们也是为国家而战。大家目标一致，都是打日本鬼子，反抗侵略军。”

在穿越桐柏山区期间，王酉亭带领的西迁队伍还遇到过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当时向王酉亭了解动物大军的具体情况后，还一路护送，直到出了辖区。

王德说，他父亲回忆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

从史料来看，在1938年日军逐步向华中腹地深入推进后，红军第二十八军和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王酉亭遇到这只队伍极有可能就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人。

因为当时已经接近宜昌，看到游击队的武器枪械很落后，王酉亭主动提出把那支从南京带出来的双管猎枪送给他们。

“游击队没要，因为虽然接近宜昌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出山区，还有可能遇到猛兽。”王德说。

出了辖区后，共产党游击队给西迁队伍写了一张路条。之前救助国军伤病员的时候，部队也提供了战区通行证。这两张路条为王酉亭提供了便利，也是对他西迁壮举的肯定和尊重。

王酉亭后来回忆，当时在大别山和桐柏山、武当山区，晚上露营的时候，狼就围着牲口叫。人都能看见狼绿色的眼睛，整夜整晚的警惕提防，点燃篝火不敢睡觉。

在西迁路上，王酉亭也曾遇到顺手牵羊、偷鸡摸狗的逃散溃兵。“有的部队听说我父亲他们是中央大学的，就跟士兵说，你们不要抢人家东西，他们是中央的大学，会报告中央的。”

一路西迁艰难行，王酉亭率领的动物大军一直在和各种人群斗智斗勇，化险为夷。

1938年11月上旬 宜昌

西迁义举感动卢作孚

1938年11月上旬，王酉亭带领的动物大军经武当山、云梦泽地区后，到达湖北宜昌。

作为长江上的重要港口，此时的宜昌正在进行抗战史上的重要事件“大撤退”。

到了宜昌后，王酉亭计划从此乘船到重庆。但到了江边码头，王酉亭发现这里比南京撤退时还要一票难求。

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作为中转站宜昌的撤退潮达到顶峰。宜昌城里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数百万吨战时物资挤满，很多人久等半月甚至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无法西进重庆。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为此，在华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并对宜昌实施疯狂轰炸。

宜昌大撤退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当时卢作孚兼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副部长）、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坐镇宜昌指挥。当时即将进入长江枯水期，所有的船都在冒着日军轰炸、日夜加班的往返运输。

“那时候民生公司的船非常紧，我父亲到宜昌以后，市区根本进不去。在城外把队伍安顿好后，他就自己进城找卢作孚。”王德说。

王酉亭一共去找了卢作孚三次。

第一次去卢作孚的办公楼里，王酉亭看到办公室里面全是找他要船的人，其中有部队的将领，还有地方的土豪、官员。

趁着间隙，王酉亭向卢作孚介绍了自己，希望能够得到支持，把这些珍贵牲畜送到重庆去。

“卢作孚就说，你看这么多人找我要船，还有部队提出来我们不走可以，但是要把伤病兵运走，都没有办法。”王德说，“我父亲就看着那些将领围着卢作孚要船，但他都没法答应，我父亲就出来了。”

过了几天，王酉亭第二次去找卢作孚，也无功而返。

第三次再去的时候，王酉亭把这些珍贵牲畜如何从中央大学带出来，一路艰辛西迁的过程完完整整的讲了一遍，故事终于打动了卢作孚。他当即说：“中央大学是国家的栋梁，罗校长也是我敬佩的大人物。这些珍贵牲畜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种子，你们吃尽千辛万苦，我一定要帮这个忙！”

几天后，卢作孚在战时运输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安排抽调几条船来运送家禽家畜。“卢作孚当时对我父亲说，你们随船要带一部分伤兵走。他说我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伤兵都是为国流血，我父亲也义不容辞”王德说。

上了船，剩下的路程就顺利了。经过三峡，一路向西上水抵达重庆。

1938年11月下旬 重庆

“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这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的一段记载，这段话写的正是王酉亭带领的西迁动物大军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后的情景。

1938年11月下旬，山城重庆。

经过2000多公里的跋涉，王酉亭率领的西迁动物大军终于到了，跨越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重庆）五个省，从1937年12月10日算起，历时已近一年。

这一年来，王酉亭和西迁队伍风餐露宿，冬天寒风刺骨，夏日蚊虫叮咬，到重庆时已形同乞丐。

“我父亲讲，夏天在野外的时候，露肉的地方都是蚊子，一巴掌下去能怕死五六只蚊，人根本睡不好觉，”王德说，“当时罗家伦看到我父亲他们，眼泪哗哗的。”

当王酉亭赶着动物大军快要进入到中央大学沙坪坝校区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涌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像欢迎从前线凯旋归来的将士。

回校后第二天，罗家伦跟王酉亭彻夜长谈，“我父亲把这一路的经过跟罗家伦讲了一遍，罗家伦一边听，一边流泪。”王德说。

这是罗家伦第三次在王酉亭面前感动而泣。

日后，罗家伦对于王酉亭这一事迹念念不忘，在多篇文章能够中回忆此事。

当年的国立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西迁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为保存学术实力，延续文化命脉，为中国教育的重建发展继续了基础。

罗家伦说：“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整。”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罗家伦一直崇尚‘诚朴雄伟’的中大精神，我的父亲就一直坚持这一点，这是他的人生信念和中大情怀。”王德说。

“唯有诚朴者方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诚、朴、雄、伟’是吾校校风的四字方针。你们在敌人的大轰炸、大屠杀的追逼之下，用你们诚朴机敏的行动，将牲畜家禽从敌人的魔爪下抢救出来，辗转千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重庆，以汉代苏武牧羊的榜样，实践了中央大学的精神！”罗家伦说，“中兴业，须人杰，至诚至真，止于至善，是我中央大学之精神。在日寇的轰炸中，中国大学没有溃败，灾难深重的中华儿女，在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成贤畜牧场牲畜家禽西迁，当是其中之一！”

当年王酉亭毅然率领农学院畜牧场十六人及千余头珍贵牲畜西进，堪称 “动物大军的另类长征”。遗憾的是，这17人中，如今只能找到江苏涟水籍的王酉亭、吴谦、曹占亭和袁文明四人名字……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2016年11月

（鸣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编辑记者，高级美术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新闻美术家协会副会长黄志毅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