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案”二审细节：人贩称愿意赔偿，但没赔偿能力 | 封面深镜

“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案”二审

2023年11月28日

对余华英的死刑判决是否过重，成为本次庭审争议焦点。

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2021年，被拐26年的杨妞花回到贵州老家认亲，与亲姐姐桑英团聚。

得知父母在自己被拐后的几年间相继去世，杨妞花决定为父母讨回公道。她辗转多地，为警方提供线索，希望能将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华英绳之以法。

2023年9月1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3名原告经济损失共计9万元。该案宣判后，余华英提起上诉。

11月28日上午，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杨妞花与代理律师在参与庭审后介绍，庭上，余华英认为量刑过重，并提供了新证据以求轻判，但遭到检方反驳；对于880万的民事赔偿诉求，余表示“自己愿意赔偿，但没有赔偿能力。”

经过约3小时的审理，法院宣布因案情重大，择期宣判。

△余华英二审受审 图源贵州省高院

作为该起案件的受害人，1995年，5岁的杨妞花被余华英从贵州拐卖到河北邯郸，被一名聋哑男子收养为女儿。

时隔26年后，杨妞花才通过网络与亲姐姐桑英相认，但却得知，父母在自己被拐后几年间，因为自责和伤心过度先后离世。

今年9月12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已故）在1993年至1996年期间拐骗11名儿童到河北省邯郸市出卖，以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素燕（即杨妞花）、张晓峰、侯通通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万元。随后，双方均提起上诉。

对余华英的死刑判决是否过重，成为本次庭审的争议焦点。

在今天二审庭审中，杨妞花介绍，余华英对一审认定其拐卖儿童11名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但对于死刑判决，她认为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建议从轻处罚。

余华英在庭审上辩称，当年拐卖儿童是因为自己太年轻，经济紧张，不小心走错了路。

对此，杨妞花并不认可。她说，她在庭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余华英将她拐走，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无法磨灭的伤害。“大家都说我是买来给我养父做媳妇的，这样的话一直让我背负到我结了婚。（我被拐后），我妈妈变成了疯子，我爸爸变成了酒鬼。”

她恳求法院严判余华英。

据贵州省高院消息，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余华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华英案一审 图源贵阳中院

杨妞花介绍，为了请求轻判，余华英在庭审上鞠躬向受害家庭致歉，并提交了新证据。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介绍，余华英提供的证据来自一名曾与她共同生活的男子。该男子提供证言称，在2014年后未发现余华英有犯罪行为。

对此，王文广表示，所谓的“没有犯罪事实”，可能只是没有被发现。检察员当庭亦认为，这个证据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

另一名被拐者的母亲陈丙连，也不认同余华英方面请求轻判的理由。她说，余华英曾在云南因拐卖儿童时被抓服刑，这次落网被抓后，她并没有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是等警方找到相关证据后，她才陆续承认。这证明她本身没有悔罪的态度。

杨妞花回忆，检方在反驳这一证据时提到，余华英后来是否有犯罪行为，与她之前犯下的罪行没有关联。

“难道我们一个人去犯了罪，杀了人，后面不杀，他就是没错了吗？绝对不是这样的。”

对于余华英的道歉，她同样不接受。在杨妞花看来，这个道歉没有诚意，而且无法弥补余华英导致她失去父母带来的伤害。

杨妞花在本次二审庭审中，再次提出索赔880万的诉求。在此前该案一审中，法院未支持杨妞花提出的880万附带民事赔偿，而是判令余华英赔偿杨妞花等3名受害者各3万元。对此，杨妞花提起上诉。

杨妞花解释，她想通过这个主张，让所有的人贩子知道，拐卖儿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并不是低成本犯罪。“（人贩子）被抓到后，你不只要面对牢狱之灾，在金钱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杨妞花称，余华英在庭审中自称“愿意做出民事赔偿，但又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偿还”，理由是自己经济紧张，没有工作，也没有存款。

杨妞花介绍，在庭审中，余华英还自称曾借给他人三十万元，目前未能索回。如果能将这30万元借款要回来，她愿意赔偿给受害人。

王文广律师介绍，对于余华英提出的这30万的借款，他认为，余华英方面并没有诚意。

11月28日12时许，法官宣布该案件依法择期宣判。

杨妞花称，她在庭审中感受到贵州公检法部门对该案件的重视。对于本次二审判决的结果，她不做预估，相信法院会做出公平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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