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喆轩：借助科技与网络的力量 考古如一汪春水注入精神文明建设中 | 封面专访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8月27日，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未来之夜——让科技之光点亮网络文明”网络互动引导活动在电子科技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研究院学术执行院长冉宏林一起，以《遇见文明“蜀”光》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近些年来，四川旧石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陆续出现让人振奋的成果。日前，皮洛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表示，古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年代，已经被推至距今20万年以前。资阳濛溪河遗址国际罕见的“全科型”发现近全景式呈现远古人类生活场景。年代最早约距今超过30万年的桃花河遗址，极有可能反映古人类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人群关系、空间分布等状态。这些，都是古蜀文化“寻根”路上的重要证据。

郑喆轩（图据受访者）

“古蜀文化”无疑一直都是网络热词。在郑喆轩看来，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其一在于古蜀文化自身的魅力，另一方面就是国富民强之后，民众文化自信和自豪的展现，同时也是各级政府、民众和社会团体支持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结果。在这之中，作为传递的媒介，科技进步和网络力量自是不可忽视，它们让大规模、多元化的传播成为可能，让考古人与公众踏上一场“双向奔赴”。

科技进步与网络力量，考古亦从中受益良多。在每一年备受瞩目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六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现场，直播已经成为常态，并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窗口。“这种‘老树开新花’的方式，让关心考古的人能够有更多渠道、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行业的最新动态。”郑喆轩说。网络的传播让“考古文博”一行越来越“热”，考古动态又以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出现在网络中。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选的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等，都吸引了不少关注度。关注这一行业的人，有了更多走近考古的途径。

皮洛遗址考古大棚（摄影：刘可欣）

郑喆轩同样关注到，近年来，高质量的考古纪录片也越来越多，比如2023年的《何以中国》。郑喆轩所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也与媒体合作，协同拍摄制作了皮洛遗址的考古科普纪录片《看见皮洛》。日前，该纪录片已经发布了先导片。

“不论是从媒体还是公众的角度来看，这些年关于考古文博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创新。考古团队深度参与其中，共同造就和传达更多、更好的内容。”这种考古团队深度参与的创作，在郑喆轩看来也是一个共同参与、双向奔赴的过程。

“媒体的关注，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度，都变得越来越多。”弹幕的讨论，也吸引了郑喆轩的注意。“有些观众的关注点比较全面，比如说遗址的重要性，发掘工作的难度；有些关注点就有些‘歪’。但总的来说，这都是公众深入关心考古事业的表现。”

濛溪河遗址陈列室展示五种石器技术模型

这种关注，对于考古人来说，既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也是推动他们收集网友建议、创造更优思路的推动力。“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反馈。”

郑喆轩以为，对传统考古工作来说，纵然保护工作贯穿整个工作流程，但是考古的本质工作，还是更偏向于前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后半段的展示利用工作，则属于博物馆学的范畴。“对传统考古工作来说，前后半段其实是相对割裂的。”这种割裂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考古发掘、研究、博物馆展陈这几个环节中，相隔时间太长。然而，根据新的文物工作方针来看，尽快地展示考古发掘成果，是必然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考古工作者在调查发掘和研究的阶段，就需要充分思考如何更好地进行分享传播、展示利用。

濛溪河遗址陈列室展示出土植物种子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一方面是对发掘现场的进一步梳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次在皮洛遗址、濛溪河遗址、桃花河遗址所做的，建立陈列室的尝试。”这种微型“博物馆”的亮相，旨在能够缩短从考古发掘到博物馆展示中间的周期，尽快地用学术成果回馈社会。

“这种展陈有条理地展现了阶段性的发掘研究成果，简约但不简单。”郑喆轩说。“简约”，并不指展陈的简陋，而是指相比博物馆的建设，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相对极少。这种简约而不简单的陈列，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评价其为“在学术之外，更加生动形象地开展普及工作，让普通大众也能感受到旧石器遗址的文化价值”。

在现场设立陈列室，便是郑喆轩思考的结果。“考古需要更灵活多样的传播途径。”郑喆轩说。就好比观众看电影，既可以选择各种设备都非常完备的电影院观影，也可以在设备并不完美、但更方便的家里看到。

“这是近几年我们工作经验的落地，也是一种突破性尝试。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公众考古的一个‘播种机’，激发出新的创造来。”郑喆轩讲到。这也是一种在压力下的转变。“从我个人专业来说，旧石器本身在年代上就是最远的，也是比较难理解的，所以为了满足学科的发展和公众的需要，更要做好传播。”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三处陈列室也在考虑进一步健全机制后对外开放。“我们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掘考古遗址和文物自身的潜力，但是目前也都是在投石问路的阶段。”

郑喆轩在考古发掘现场（图据受访者）

通过网络的传播，更多人了解了考古。他们知道，考古并不是“官方盗墓”，考古工作者也都是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对遗物遗迹进行发掘研究。而考古工作者也从书斋走出，在把握学术研究期的前提下，开始站在公众的角度下开始思考，如何将科学性和传播力结合起来。“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郑喆轩讲。

最近，郑喆轩还在继续推进四川旧石器调查，试图摸清家底，同时推进多个遗址的保护利用，包括考古大棚的扩建、环境整治等。同时，他所在的旧石器研究所同样还在探寻文化传播的形式内容和路径。“跨过考古前后，也就是调查研究和保护利用中间的断点，创新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形式。”郑喆轩解释道，“‘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考古能够作为一汪活水，注入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海里，和其他方面的传统文化一起，共同推进文化繁荣，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我觉得在这一方面，考古还能有更大的影响力，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