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人贩子”余华英被审判的日子｜封面深镜

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贵州贵阳报道

10月11日，杨妞花走出法院 林珏瑶 摄

2023年7月14日，一审开庭；2023年11月28日，二审开庭；2024年1月8日，宣布判决结果……每次提起案件的时间节点，杨妞花总是能快速又准确地回忆起来。

1995年冬天，5岁的杨妞花和父母、姐姐在贵阳生活，被邻居余华英拐卖到河北邯郸一户聋哑人家。在新的家庭里长大、结婚、生子后，杨妞花决定寻亲。2021年6月，她找到了自己的家。与此同时，她得知父母因自己被拐伤心过度已经去世。

她决心把当年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告上法庭。2022年，杨妞花向贵阳警方报案，一个月后，余华英被抓。随后，余华英被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2023年，余华英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法院以原判漏罪等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从案件二审宣布裁定发回重审至今9个月，她几乎是数着天数过日子。心里焦急的时候，她把和案件相关的工作人员都问个遍。问公安，问检察院，问律师，“到底到哪儿了？到底咋回事？怎么还没弄清楚？”她一遍遍追问着案件的进展，希望导致她家破人亡的“人贩子”余华英能被重判。

实际上，余华英将受到的处罚已昭然若揭：2023年，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

在贵州高院二审以原判漏罪等为由，裁定发回重审后，2024年10月11日，该案重审一审在贵阳中院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另外两人，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余华英共拐卖17名儿童。

这意味着，在一审和二审认定的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基础上，余华英被指控的拐卖儿童数量又增加了6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

杨妞花回忆，在该案一审、二审、重审一审庭审中，公诉机关对余华英的量刑建议均为判决死刑。因案情重大，这次重审一审当庭未宣判。

杨妞花希望对余华英的判决来得越快越好。她想给去世的父母一个交代，也想放下这桩事。至于余华英，她在一审开庭见过一面后，就不愿意再面对。她也曾经想象过，等到这个案子执行完，她不会再提起这个令她痛恨的名字。

“希望下一次宣判的时候，能真正地拿到结果。”走出法庭的杨妞花说。

“杨妞花”这个名字，成为父母留给杨妞花为数不多的念想。

但自从5岁那年被余华英拐到河北邯郸农村之后，她便失去了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陌生的称呼——“李素燕”。在没找到家的日子里，这个名字被写在身份证、户口本上，伴随着她和奶奶、聋哑养父的生活，成为了她被拐这26年里唯一的身份标识。

在记忆深处，她一直记得父母给她起的名字“杨妞花”，小名“杨妞妞”。她迫切地想要改回来。认亲之后，她为了改名这件事多次找过相关部门。但对方告知，必须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她曾经叫作“杨妞花”。直到去年拿到余华英案的判决书，上面载明，“李素燕”原名叫“杨妞花”，她才能去申请。

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身份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今年6月，杨妞花从快递站拿到新办好的身份证。回到自己经营的美容店里，杨妞花看着手中的身份证一边流泪。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姐姐桑英。

“你看，我跟你一样姓杨了。”

“哎呀，恭喜你”“爸爸得多高兴啊，”桑英说。

看到姐姐的回复，杨妞花发了一个小孩在地上打滚的表情。

改名之前，杨妞花想的是保留“李素燕”这个现用名，在这个名字后打括号，写上曾用名“杨妞花”。之所以这样做，是她担心名字不同会给生活带来不便——在她生活的河北邯郸，家人朋友都习惯她叫“李素燕”，很多重要的信息登记也是这个名字。

但在叫回“杨妞花”之后，她没有再细想过这个事。拿到新身份证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沉浸在找回名字的兴奋之中。那几个月，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忍不住想要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向别人介绍：“我叫杨妞花。”

如今再提到“杨妞花”，很多人会把这个名字和寻亲、打拐联系到一起。她寻亲的故事被写成书出版，也有影视公司找到她，想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影视作品。

今年九月底，电影《浴火之路》在上海举办首映礼，邀请了杨妞花和另外一位寻亲成功的被拐者观影。出发前，杨妞花只知道自己被安排在观影后发言，但到了现场后，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如此“隆重”地介绍——“5岁被拐的女孩”、“26年后将人贩子送上法庭”，这是现场主持人在介绍她出场时提到的关键词。

这部以打拐为题材的影片，讲述了被拐儿童父母反击“人贩子”的故事。电影里的寻亲家长，有的为了找孩子没吃没喝仍在坚持，有的家长在寻亲的过程中很乐观，却在找到孩子后发现孩子已离世，受不了打击跳桥……看到这里，杨妞花忍不住流眼泪。

电影里，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最终下场凄惨——有的在雨夜被雷劈中，有的则被水泥淹死。

看完结局，杨妞花心里特别痛快。她觉得电影情节和现实生活很像：将她拐走的余华英，如今已经受到法律的严惩；当时在村子里为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中间人王某付，如今已年过九旬，孤苦无依，晚景凄凉；而另外一名参与拐卖儿童的男子龚某良，也因早年的一场意外而离世。

想到自己把余华英送上法庭的经历，在分享观后感时，杨妞花把自己比喻成“可以咬人的兔子”。“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就是虎和狼，可以冲破困住我们的笼子，去撕咬坏人。”

主演这部电影的演员赵丽颖在听到这句话后站了起来。她对杨妞花说，“我在抖音刷到过你的故事，我应该早点看到。”

这句话让杨妞花很感动。“我心想，她居然知道！就觉得可高兴了，这次没白来。”她说。

成为民间志愿者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志愿者这三年来。杨妞花经常会收到很多私信。向她求助的，大多是被拐儿童。“我可以找家吗？怎么能够让家里人不知道？会牵扯到养父母吗？”这些是他们最常问的问题。

她想到一个办法——在社交账号上发布自己和养父相处的日常。寻亲成功后，她会带着养父到姐姐家里一起过年，陪他一起去北京玩。她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告诉想找家但不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找，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决定权在你们手里。你们只会多一个爱你们的人，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我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没有被影响。”

一开始，杨妞花收到很多质疑和骂声。有的人不理解她的行为，骂她的养父是“买家”。但杨妞花还是坚持更新。时间久了，她发现这个方法“很管用”——有的被拐儿童看到她发的视频后，愿意主动站出来采血，和亲生父母比对DNA。

三年来，她已经帮助过十多个被拐儿童找家人。也有一些寻亲家长找到杨妞花，向她咨询维权的经验。她会把自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推荐给对方。转头她会私下问律师，“能不能不收他们钱？”

就这样，几个寻亲成功的家长在律师的援助下，得以在法庭上向“人贩子”提出赔偿。这些家长中，有的人因为找孩子欠下了上百万的外债，年过半百仍要种地还债，他们需要这笔钱。

这次到贵阳参加庭审前，杨妞花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放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妈妈，正如她记忆里那样，爱穿白色的衣服，把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辫；另一张照片是年轻时候的爸爸，怀里抱着小时候的她。

杨妞花父母年轻时的照片 林珏瑶 摄

有记者问，你会把照片带进庭审现场吗？她摇了摇头。她不想让父母看到“余华英那副德行”。而是希望这两张照片向大家描述“人贩子”给她带来的、那些用言语形容不出的痛苦：“孩子被拐之后，影响的不光是被拐的人，在这个家庭里的其他小孩也不幸福，父母也不幸福。”

“我的父母本来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被拐）回来之后就看到他变成了这样。”她指了指手中的照片。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开庭前后，杨妞花接受了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采访。走出法院时，她瞬间被人群包围。媒体记者的摄像机和话筒对准了她，而与此同时，寻亲的家长们则在她身后高举着孩子的信息牌，期盼能借此机会让被拐儿童的信息得以扩散。

经历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庭审，杨妞花的声音透露着疲惫。但她仍然详细地回忆庭审的每一个细节：谈及自己家庭的遭遇时，她注意到余华英正抠着手指；而当两人目光相对时，余华英常常投以凶狠的眼神；庭审过程中，还有寻亲家长情绪激动，试图冲向余华英，被工作人员及时拦下……

她也不忍心拒绝每位到访的记者，哪怕她已经把这些故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当对方没听过这个事，把他们想知道的情况再讲一次。”

她格外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尽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拥有上百万的粉丝，但她始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她希望通过接受采访、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拐卖儿童以及寻亲群体。正如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到身边那样——“我想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拐卖事件，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人贩子。”杨妞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