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乡档(127)｜中人身份：里长、甲长、村长、保长之类的基层管理人员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这一期我们说说中人身份的第二种情况：里长、甲长、村长、保长之类的基层管理人员充当见证人。

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不是官，却有“官”的地位

旧时地方基层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如保长、里长等，是没有品级的，不属于国家行政官僚体系，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官”，不入流。但在民间，他们却被认为具有“官”的身份和象征意义，是代表国家的官方人员。

尽管他们不属于官僚体系，但在官方文献中，对保长、里长等地方基层管理人员还是认可为“官”。

《清高宗实录》中说：“身充甲保，即属官役。一切事件，地方悉惟该役是问。”意思是说，既然当了保长、甲长，就属于为官府服务的人，一切事情都要找他们。说明朝廷还是把他们当做官方的人，他们身上被赋予了较多的官方权力。

而这些，对民间来说，会给他们增加是官方人的印象分，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信任度和权威性。

从基层管理人员的来源看，一般来说，这些人是经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他们自身也具有一定的个人威信，“十家立为一甲，务选殷实老成、端正勤慎者，公举为甲长报官。”

所以，这些由乡绅推荐并与地方官打交道的基层管理人员，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较高的地位。

土地交易中，请地方基层管理人员做见证要慎重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最早一件土地契约中，就出现了这些人的名字。

乾隆19年（1754）七月十八日签订的土地契约中，出现了“乡约、里长”的名字。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乾隆19年（1754）七月十八日，陈尧徵把田产卖给陈祖浩，双方签订的土地契约中，出现了“乡约：贾文运；里长：彭文思”的名字。说明在这桩交易中，买卖双方把基层管理人员邀请来做见证，以此增强交易的权威性。

不过，在此后的土地契约中，这些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就很少出现了。这说明的问题是，在旧时的宗族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信任族人、族戚，而非倚重代表官方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从理论上更具有保障作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邀请这些基层管理人员的好处更多，比如可以不备礼钱，钱给少了要得罪他们，钱给多了又遭不住，所以干脆不请，少些麻烦。

更为重要的一点好处是，如果不想缴税，那就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这些基层管理人员一旦参与了土地交易，就会掌握本地居民的实际财产状况，对今年工作中摊派公事和费用也有帮助。

比如，今后遇到上级的摊派，需要当地出一笔费用，那么，这些基层管理人员肯定不会挨家挨户去收取，一是麻烦，二是不一定能收得起来。这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大户人家“出血”。某某家去年花了一两千银子买了地，那家人财力雄厚，摊派一点费用是没问题的。

如此一来，这户人家就“摊上事儿”了。不出钱是说不过去的，出钱又觉得太亏。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买地的时候请了基层管理人员，让他们知道了自家的底细。

我们在此前说的苏氏家族低调买地的策略之一，就是只签定定金契约，这样可以避税。而且，与此为佐证的是，在苏氏家族所有的定金契约中，没有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任何名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基层管理人员大量介入土地买卖

但是，在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买卖契约又显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土地契约中开始大量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最多的一件契约中，这些人员的名字占了出现在契约中的名字的一半，详见“尘封的乡档(65)”。

1940年的一份土地契约中，大量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这些基层管理人员大量介入民间土地自由买卖，看重的是能从交易中获取一笔公证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属于合法收入的，不存在任何贪污受贿问题。这样的好事，自然让基层管理人员趋之若鹜了。

无利不起早，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适用。

【下期看点】

请看“尘封的乡档(128)”。

特别鸣谢：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