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评论｜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平衡权利义务凝聚治乱合力

蒋璟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等，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新华社）

近年来，在数据信息领域，针对性立法动作频频。在基本法律层面，无论是民法典的编纂还是刑法具体条款的修订，都对这一问题多有提及。其中很多原则性、概述性的表述，为后续一系列专门法的制定创造了条件。而随着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以及最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继落地生效，以往信息裸奔的乱局，有望彻底改变。

如果说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是基于公共安全维度的顶层设计，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大的不同，无疑在于其与生俱来的“公民本位”。换而言之，该法完全是从公民立场出发，回应了互联网用户日常遇到的问题，并预设了防范性方案。从本质上说，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依靠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调适，来达致平衡、确立良序。此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逻辑，亦是如此。其核心主线，就是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刚性义务”，来伸张公民的信息权利。

梳理近年来与数据信息侵权类案件，实则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就是信息源头生态上游“失守”，包括不当收集、强制索取、泄露倒卖等；其二，则是信息终端使用“失序”，诸如大数据杀熟、营销广告精准推送、“信息茧房”等都属于此类……所谓的“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灰黑产，这是令人尴尬的现实。针对业已暴露出的弊病，预防可能发生的“新形式”的侵权，个案信息保护法，既有概括性定义，也有列举式说明，可说是事无遗漏全覆盖了。

该法的施行，意义深远。其最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方面是明确了监管责任、拓展了执法主体，有利于多部门分工衔接、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是给民事诉讼包括集体诉讼提供了依据和指引。一言以蔽之，个人信息保护法，大大整合壮大了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等反制信息侵权的力量。通过法律确权，提升公民维权索偿能力；通过惩戒支撑，抬高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违法成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一专门法律的生效，数据信息领域由乱而治的进程将明显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