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玉器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玉璋（2020年9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新华社成都6月5日电（记者李力可）在古代典籍《说文解字》中，“玉”被誉为“石之美者”，表达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玉石的偏爱与推崇，而琳琅满目的玉石器更是中华文明存续至今的有力佐证。

三星堆遗址1986年出土的玉边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描绘古蜀先民举牙璋祭祀天地山川场面的精美纹饰，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遗憾。

通过对玉石器和其使用方式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联，以实物揭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起源的基本特征。

这是在四川省广汉市拍摄的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中的玉器（5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梦琪 摄

去年下半年开始，三星堆启动了三号至八号“祭祀坑”发掘工作。5月28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旁宣布这6个“祭祀坑”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1000多件重要文物出土。今年2月，在四号“祭祀坑”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不仅首次发现了蚕丝蛋白，还发现了器型丰富的玉器，包括玉琮、领璧、玉凿等。

这不是三星堆遗址中第一次发现玉器，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600余件玉器。这些玉器的出土，为学者研究玉器在三星堆文明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

考古人员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四号“祭祀坑”内清理玉凿（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就玉器形态和原始功能而言，三星堆玉器可以明显分为兵器、礼仪用器、工具和装饰品四大类，其来源也各不相同，凹形璋、戈、璧、瑗、环等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同类玉器关系密切，琮则可能有齐家文化、良渚文化两个源头。

“玉器实际上是当时上层社会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媒介，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玉器出现，一方面反映出玉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作用，更说明了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交往程度应该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介绍。

“在良渚文化中，古人创造了玉琮这么一个外方内圆、中部贯通的物体来代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祈求与天地的沟通。而我们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发现了玉琮，说明了文化认同的趋同，也说明了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是有一定共同性的。”王方说。

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的祭山图玉璋（3月17日摄）。该玉璋两面阴刻相同的图案，图案分上下两组，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每组纹饰包含山陵、牙璋、云雷纹和两排做祭拜状的人像。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同时，三星堆玉器也并非完全照搬其他文化的玉器，王方介绍，以玉璋为代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同时玉璋形制繁复，有几何形璋、斜刃璋、树枝形璋、鱼嘴形璋等，对玉璋的创新使用，让古蜀的玉文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牙璋全部是在祭祀活动区域发现，表明了当时古蜀祭祀活动的繁盛。同时在三星堆出土的玉边璋‘祭山图’、青铜跪坐持璋人像等文物中，还发现了牙璋在祭祀活动中的用途，说明玉璋是当时祭祀活动中通天礼神的最核心的玉礼器之一。”王方说。

而玉文化也并未止步于成都平原地区，经四川盆地这一“中转站”，玉器走向岭南，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有领玉璧、凹刃玉凿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越南北部等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不止于玉器的形制、纹饰、工艺，专家表示，未来研究中玉料的来源也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近日，三星堆遗址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在广汉举行，二十多家重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

这是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从八号“祭祀坑”内出土的有领玉瑗，该玉瑗外径14厘米，内径7厘米，上有同心圆形状的纹饰。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玉器当中除了玉本身组成玉这种矿物以外，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可以为我们了解玉料来源提供参考，再拿去跟在这个历史时期已有开采痕迹的矿脉进行对比，为我们了解三星堆文化的演化过程等方面都可以提供参考。”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侯明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