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兴友
三州山连山，五月春正浓。蓉郊一路向东，龙泉山脉绵延千公里。龙泉山山麓，三州山下，丘陵河谷，半旱地，半水田。旱地，种果树小麦，水田，种水稻蔬菜。
五月，都江堰举行极为庄重和神圣的仪式开闸放水。都江堰水，顺着一条条河渠，缓慢流向沃野千里，滋养着蜀地三百万亩田畴。五月，水稻幼苗经过主人精心哺育，陆陆续续由培育床移栽到大田。
一样的稻田面积，水稻的亩产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一百公斤，两百公斤到一千公斤；一样稻田，还是那个农人种出的稻米，从过去的涩小难咽，到如今的喷香绵软。
大田里，春风拂面，嫩绿一片。三百年来，自从“湖广填四川”的客家人把稻谷薯类的种子带到四川后，每到“红五月”季节，每家每户在外的儿女，无论在外有多忙，无论在外一天能挣多少的钱，他们都会齐刷刷地从四面八方，或跋山涉水，或坐火车，或乘飞机，回到家乡，帮助家里人插秧，绘出一副美丽的蓉郊插秧图。
插秧就像都江堰开闸放水一样，充满了庄重和神圣的仪式感。水源短缺的时候，村子里，要安排专人通宵放水守水。生产队里，今天赵钱孙李家插秧，周吴郑王家便集中到赵钱孙李家帮忙。于是，平田，放水，铲秧，挑秧，抛秧，插秧，田垄间一片忙碌景象。
插秧的仪式感还表现在一日三餐上。即便是在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一日三餐都会像过年一样丰盛。半中午的十点左右，半下午的四点左右，主人会把热腾腾的醪糟汤圆、荷包蛋煮面端到田埂边，给辛劳的人儿加餐“打坚”。
年逾九旬的老父亲，已经有十来年没有下田插秧了。这几天总是眼泪汪汪的。问他为何这样，他一言不发。后来他问我，家里啥时候插秧？他说，他想下田插秧，今年插了秧，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有下田的机会。
父亲是经历过一亩田从亩产一百多公斤到一千多公斤的全过程的。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告诉我，每隔几年，田里的稻子就会大踏步地增产。父亲很纳闷，每年每亩种子都是两斤半，施肥量都是一样多，播种的方法未曾改变，怎么产量就在不断往上飙？莫非，稻谷也能感知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旺？
从1961年首次意外发现特殊性状水稻并试种，推论其为天然杂交水稻，到1964年通过人工授粉培育出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
从1965年，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找到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开启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大门；
从1974年，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培育成功，亩产高达628公斤（这时的普通水稻亩产为200公斤），到1982年在国际水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从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启动，计划分三期实现水稻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超高产目标，到2014年水稻平均亩产提升到破千——1026.70公斤；
从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到 2020年湖南衡南基地第三代双季杂交稻亩产达1530.76公斤……
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的父亲，从广播中听到中国杂交水稻增产捷报频传，从电视上，他看到一位满额沟壑，满脸黝黑，农民一样的老人，岁岁年年，扎根在稻田间。袁隆平这个名字，从此深深地镌刻在父亲的脑海。
父亲是从物资极度匮乏年代走过来的人，他对粮食的节约极其苛刻。桌上掉了一粒饭，他会捡起来吃了，剩下的饭馊了，他也绝不放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有谚语云——掺水一桶，打米一捧；肚子胀大，雀雀屙肿。
那个年代，一个月见不到一粒米饭是常事。地里挖野菜，山上采野果充饥度日，饿痨病，水肿病，便秘病无一例外地“光顾”过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白米饭也可以任意吃个饱。
为农一生的父亲，既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过程；也经历了从饥荒到温饱，从富裕到小康的全过程。
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过程中，对于一位普通农民，没有任何东西比“禾下乘凉梦，年年粮仓满，国强人心安，日不忧三餐”更为重要。
袁隆平把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杂交水稻研发和增产增收上。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袁公给亿万国人留下满足的稻米香之后，在禾下悠然乘着凉，安然进入梦乡。
在父亲心里，“隆平老大哥”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可是，父亲又是那么的不舍。十四亿国人，袁隆平认识的可能并不多。可是，他分明通过禾苗和稻香，与国人情深意长。
五月春正浓，又到插秧季。一棵棵稻秧在哭泣，耄耋的老父也在哭泣。老父拭了泪，由儿女扶着摇摇晃晃下了田。抛秧，插秧，薅秧。除草，施肥，等风来。他要把自己心里的这首诗，托风捎去天堂：
三州山下田垄田，林溪谷里禾下涟。
昔日稻矮亩产少，大片农人饿心肝。
隆平一生只为稻，贫瘠山川丰笑颜。
巴蜀儿女喜眉俏，颗粒归仓度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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