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梁庄”，专访梁鸿：“以‘梁庄’为样本持续观察，形成相对完整的村庄志”

梁鸿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

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大疫肆虐，促人警醒，珍惜生命之珍贵。作家梁鸿也不例外，“今年突然间觉得，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丝表情，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悲痛，都让人感到特别珍贵。”在人大教书的梁鸿，平均每年要从北京回家两到三次，一开始是父亲陪着她在梁庄走访各处各家。父亲过世后，轮到姐姐们和闺蜜陪着她。疫情不那么紧张时，梁鸿又一次回梁庄。走到梁庄村庄路口的红伟家，看到曾经在《中国在梁庄》里写过的五奶奶，又在那儿跟大家一块说笑，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喝茶，有的还在田里干活儿，“我觉得太珍惜了，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对一个个人的表情，一个个人的面容的热爱。”

此情此景，让梁鸿有了再写梁庄的冲动。2010年和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们的故事。一个中国平凡村庄里的人与事，那些流落在外的梁庄人，他们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让很多读者共鸣，唤起自己对自己家乡的记忆。“梁庄”也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圈的一个标识性的存在。

十年后，梁鸿再次拿起运用“非虚构”的文学方式，接续前两部的主题，重新审视故土。也将当下的梁庄，重新带回读者的视野。2021年1月，《梁庄十年》由理想国策划出版。十年时间，梁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梁庄人也各自迎来不同的命运。本次返乡，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流许久之后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逢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在这本新书中，我们跟着梁鸿的眼光，可以看见，十年之间，梁庄的村民们有哪些变化，流经梁庄的湍河，又出现了哪些新样貌。

在写《梁庄十年》时，梁鸿突然意识到，此前自己笔下的梁庄人，如果男人们，这些男人就有名有姓。无论走多远，过年总会回到村庄里。但村庄中的女性，过年要跟随丈夫去到婆家的村庄，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惯性。她写梁庄的哪一个媳妇，写哪一个奶奶，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她们叫什么名字，就好像她们作为少女时的那个女孩子从来不存在一样。她到了梁庄，就变成了“某某家的”，就变成了几婶，就变成了几嫂，类似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也在无形中把女性的某一部分主体抹掉了。这是我突然意识到的。”这也给梁鸿一个非常大的起念：找一找梁庄那些失去的女孩子。梁庄丢失的女儿，她们都到哪去了？

在《梁庄十年》第二章，梁鸿集中书写了“梁庄女孩”们的故事。被抱养的女孩燕子，长大后变成了让“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的少女，可被村里男青年们的疯狂追求吓坏了，以至于耽误了学业；同样美得耀眼的春静，一次恋爱没谈过，当年却被指责“风流”，背负着骂名……在梁鸿北京的家中，燕子、春静、小玉，四位“梁庄女孩”的相聚，是全书最值得关注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在梁鸿的书房里聊天、席地而眠，彼此袒露心迹，诚实叙说伤痕。乡村的一些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性骚扰、家暴，生活被严重影响，在被梁鸿写出来之前，很少被人表达，她们自己也是沉默的存在着。

“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在梁庄，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歧视性的环境；稍长大之后，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蕞后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最终失去自己的姓名。此次返乡，梁鸿还特别寻回了村庄中“消失的女人”，久别重逢，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困境：家暴、偏见、歧视、流言蜚语……“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梁鸿说。

就在2月7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梁鸿期间，曾经当过记者的马金瑜，因爱嫁给西北一位养蜂人，自诉被丈夫严重家暴，引发大家对女性在婚恋上选择以及生存命运的大讨论。有些人认为，马金瑜当初为爱走天下，考虑不周，以至于落得如今这么被动的境地。梁鸿的观点是，金瑜在爱情上很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活该。“追求爱和纯净没有错，错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没有给它们空间，也不要小瞧金瑜在面对家暴时考虑孩子、周边妇女、公益创业这些只有金子般的心灵才能考虑到的事情。”在梁鸿看来，女性命运并非只是女性或男性的问题，它是文化结构和观念问题，隐藏在我们生活和话语的每一个日常细节里。

有好几年，与春节拜年短信轰炸相伴随的，是各种学者或者博士“返乡文”的轮番刷屏。与这些乡村调查作品不同，梁鸿对梁庄的书写，虽然也有她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外部观察视角，但更多的是，看到梁鸿作为一个梁庄人，与当下依然在梁庄生活的亲邻们真实的内部互动。也就是说，梁鸿虽然也是观察者，思考者，但她更是参与者、在场者。她是后辈口中的“梁姑”、“清姐”，是长辈在路上认出来的“光正家的闺女小清”。她将自己隐没在梁庄儿女众生相中。看到瑞雪刚走春风又至的梁庄，看到生老病死看到“湍水有鱼”，十年梁庄的人事变迁、现实与人心的风景，尽收眼底。“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梁鸿说。

梁鸿是在写梁庄，但又不仅仅在写梁庄。梁鸿的目光所及，关切所在，是在时代浪潮正经历变动之中中国村庄。这些村庄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想到此，梁鸿有点激动，“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霞子、龙叔、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梁鸿

“我会注意不让自己陷入悲伤的情绪，并且努力看得很宽阔一些”

封面新闻：写自己家乡，会不会因为太熟悉，从而不知道从哪里下笔的困惑？ 你是如何选择写作对象，进入《梁庄十年》这本书的？

梁鸿：有一些我写到的人物，是平时非常熟悉的，一回到家，就能看到他（她）们。我就会自然而然先写到他（她）们。 也有一些写作对象，是我此前没注意到的。比如写大胜的花园。 他家跟我家是邻居。 有一次我回家，突然发现，他家小花园的荷叶非常漂亮，跟这个家庭里成员的寂寞和孤独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 大胜是抱养来的孩子，他为了照顾晚年生病的双亲，把外面的正式工作都放下很多年。

封面新闻：比起此前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显得更有感性的文学气息，朴素的情感气味更浓。一些材料和思辨的东西，都是以脚注的方式呈现。尤其是，很多片段，其实可以当作小说来读，情节显得比较戏剧化。比如，捞鱼的小媳妇揭到了小字报，拿到红伟家成为大家的谈资，关于德高望重的老人张香叶的一段风流历史以及这个家庭内部的矛盾恩怨渐渐浮出水面，人心间微妙的褶皱也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中，加入了小说的写法技艺，让非虚构写作，也带上了虚构文学的表达魅力。我能看到你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内所进行的开拓性努力。

梁鸿：的确如此。 其实，非虚构写作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绝对的定论。我个人的理解是，在表达事实层面时，可以在表达方式上，进行适当的表达方式创新。描述一个事物，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在可见的和不可见之间，把握好一个平衡。非虚构的边界和更多可能性，我一直在思考。这一次，我也想试试，通过《梁庄十年》这个作品来实践一下。我觉得，作为一名专业写作者，如何把故事讲得更有魅力，在文体上进行一些实验和探索，都是份内的事情。非虚构写作是文学，是作品，而文学就是要在表达上做到更有魅力。

梁庄是一个生命体、有机体，它一直在变化，在生长

封面新闻：梁庄成了你写作的一大源头。你对梁庄的写作，是“进行时”。一直关注着梁庄的当下。所以你也应该不会担心，把梁庄写穷尽了。

梁鸿：对。其实我们很难穷尽一个事物。更何况梁庄是一个生命体、有机体，一直在变化，在生长。新的东西不断出来，没办法穷尽。尽管我对梁庄非常熟悉，但是每次回家，都会发现新鲜的东西。有人出去，也有人回来。有人老去，也有人出生。就算是同一个人，也在不断发生在变化。包括我自己，随着年龄，认知的变化，我对梁庄的观察和思考也不同。

封面新闻：你说自己对梁庄的爱，“兜不住，要溢出来”。这种溢出的爱，表达出来，表达好，就是文学，就是作品。这种爱，能一直鲜活，应该也是跟梁庄一直给你带来精神营养有关？

梁鸿：是的。我和梁庄的关系，现在已变成像一个孩子和自己家庭的那种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爱，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容，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就像我们对家人的爱，也是复杂的，包含着依恋，牵挂，难免还有一些怨、忧心、失望、期待等等情愫。这些共同组成了深刻的爱。如果只是单一的爱，我想既不真实，也走不远。

封面新闻：从你的描写，采访你的纪录片中，都能看到你的家乡梁庄，总体来说，还是生机勃勃的。2020年夏天，我看到你也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会不会感到在城市里感觉不到的舒适？

梁鸿：是的。总体来说，乡村生活比起城市来说更具弹性。比如这次的疫情十分影响城市的生活，但对像梁庄这样的村庄的内部发展反而没有过大的影响：农民干的活儿大部分都是零工，工厂不开工，就在家里；开工了，就回去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感觉；但在城市里，工作的停滞、房贷的持续……这些都会令人在疫情中变得艰难。而且，在乡下，能感受到开阔感，是很大的治愈的力量。

“依然还是有生机的，还有未来的可能性”

封面新闻：近些年，农村空巢化让不少人感伤。很多村里面没什么年轻人了，都出去打工了。你是这样的感受和思考？

梁鸿：每次回到梁庄，看到也多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中年人，或者很小的小孩子，是让人觉得这个村庄有某些缺陷。但我会注意，不让自己自己陷入悲伤的情绪，并且努力看得很宽阔一些。从总体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但就个体而言，我不愿把它看成问题。但是，依然还是有生机的，因为那些孩子也是属于打工人的孩子，他们依然是家里的一份子，这意味生机，还有未来的可能性。

封面新闻：今年鼓励原地过年，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不回家过春节。对乡村的思念，也经常被人提及。可见中国人对故乡的情节，还是很浓重。

梁鸿：在外打工的人，为了疫情防控大局，不回家过年。我觉得是值得敬佩的。因为很多人在外辛辛苦苦一年，确实需要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刻来缓解和慰藉一年的辛苦。传统节日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多的是它能满足很多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家庭亲情的渴望。这是一种身心灵全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也期待，疫情赶紧过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封面新闻：有人提到，现在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都在逐渐消逝。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赚些钱是可能，但若想在城市里扎根，还是很难的。户口、买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障碍还是很多的。而且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往往从事外卖骑手、建筑装修等工作，精神世界很少得到营养，这就降低了他们的职业成长可能性。

梁鸿：是这样的。这其中可能有的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维持住一种最基本的生活形态。据我了解，其实在城市里做一些技术活儿的农民工，从量上看，他们挣的钱其实不算少。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一周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都是很大的。一天可能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属于个人的时间，所以他也很难找到一种生活感。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时间都被做工赚钱占据，那他就很难有机会去学习新的东西，或者追求精神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