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郊寒未远，岛瘦不迟 ——《敬隐渔研究文集》出版记

文/胡亮

2015年11月6日，《敬隐渔传奇》首发式在四川遂宁举行。该书为张英伦先生所著，于当年6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

张英伦先生是资深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生于1938年，安徽蚌埠人氏。195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196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罗大冈教授专攻法国文学。1966年，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冯至、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罗念生、杨绛、柳鸣九等共事。1988年，旅法，受聘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法国文学史》《雨果传》《莫泊桑传》《大仲马传》等，译有《莫泊桑小说选》《茶花女》《玛尔戈王后》《鲍狄埃诗选》《梅塘夜话》等，编有《外国名作家传》《外国名作家大辞典》《外国中篇小说丛刊》《外国小说大观》等。

《敬隐渔传奇》首发式的主办方，乃是遂宁市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参加这个首发式不久，我也被调入了这家单位。在首发式上，张英伦先生向主办方慷慨捐赠了关于敬隐渔的若干文献，包括敬隐渔的小说集《玛丽》（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12月），《欧罗巴》（Europe，第41期，1926年5月，载有敬译《阿Q正传》），以及庄重而高雅的《罗曼·罗兰友人之书》（Liber Amicorum Romain Rolland）。这些文献，极为珍贵，都是张英伦先生以高价拍来。

这部《罗曼·罗兰友人之书》，却与敬隐渔何关？

192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友人之书》由法国罗普塔尔出版社印行，乃是著名出版家罗尼格（Emil Roniger）献给罗曼·罗兰六十诞辰的礼物。这部书共有三位编辑，高尔基（Maksim Gorkiy）、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和茨威格（Stefan Zweig）；共有一百三十一位作者，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和黑塞（Hermann Hesse）。编辑和作者，可谓大师星聚而巨匠云集。一百三十一位作者，只有一位来自中国，就是籍籍无名的敬隐渔（法文名“让-巴蒂斯特”）——《罗曼·罗兰友人之书》收录了他以法文写就的散文《初访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友人之书》有个敬隐渔简介：“作家，中国上海。”实则敬隐渔乃是吾蜀民国人物。敬隐渔，原名显达，字雪江，遂宁人氏，生于1901年，约卒于1933年，享年不超过三十三岁。他是诗人、作家、翻译家、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者，生前主要居留在遂宁、成都、上海、巴黎（Paris）和里昂（Lyon），与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鲁迅、郭沫若等中法文豪都有交往。他曾首次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成汉文（没有最后完稿），介绍到中国；还曾首次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介绍到欧洲。曾得到罗曼·罗兰、郭沫若、茅盾、成仿吾等人的高度评价，被目为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的“天才”。综合各方面史料来看，很有可能，敬隐渔最后因为身体或精神疾病蹈海而死（一说投湖而亡）。

遂宁是敬隐渔的故乡，蓬溪是我的故乡，后者辖于前者，所以说敬隐渔也算是我的乡贤。民国时期，遂宁人氏，也许只有敬隐渔，尚能留痕于文学史或文化史。我以弱冠之岁，从1996年，到1998年，负笈于成都，购得王锦厚先生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就知道了敬隐渔及他与罗曼·罗兰的奇缘。

从成都回蓬溪，我住了四年，然后举家迁往遂宁。到了2006年1月10 日，诗人和翻译家陈树才先生来访，我就向他请教过关于敬隐渔的问题。陈树才是郭宏安先生的博士，而郭宏安则是李健吾（亦即刘西渭）先生的门生。就法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而言，李健吾，郭宏安，陈树才，构成了一个醒目的谱系。敬隐渔与李健吾同辈，张英伦先生则与郭宏安同辈。陈树才当然知道，却并非详尽地知道敬隐渔。

到了2013年11月15日，我为自己主编的《元写作》第五卷撰写《编后记》，没忍住，曾顺带向敬隐渔致敬，并发出了“其人可悯、其才可赞、其志可嘉”的浩叹。也正是在此前后，我与诗人张丹女士——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曾多次讨论编译出版敬隐渔文集和研究文集的相关事宜。

就在我们兴致勃勃地描绘着这个乌托邦的时候，张英伦先生的《敬隐渔传奇》，已于2015年6月印行。张英伦先生旅居法国，遍游欧洲，精通法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富有传记写作经验，对敬隐渔饶有兴趣，可以说是研究后者的最佳人选。

他历时五年，行程万里，从遂宁到上海，从法国到瑞士，既考察了田野，又查阅了若干图书馆和档案馆，终于完成了这部填补空白的《敬隐渔传奇》。这部书资料翔实，考证精确，视野开阔，评价公允，结构匀称而文字优美。

在首发式上，我向张英伦先生建议，该书没有虚构，堪称良史，或可更名为《敬隐渔评传》。他局部地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修订《敬隐渔传奇》，就更名为《敬隐渔传》，又编译出《敬隐渔文集》，于2016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印行。

《敬隐渔文集》囊括了作者的旧体诗词、新诗、小说、散文、评论、书信和译文（包括法译和汉译）——作者的法文作品和法译作品，也经张英伦先生译成汉文。敬隐渔将《阿Q正传》节译成法文，张英伦先生又将法文回译成汉文，而不直接采用鲁迅先生的原文，是为了让中国读者感知敬隐渔的节译和改译风格。匠心如此，令人叹服，苦心如此，让人感佩。

我也是恰在拜读这两部书以后，心动而手痒，才试写了《可能的七里靴——介绍敬隐渔的诗与译诗》——完稿时间是2017年1月18日。经张英伦先生谬赞和力荐，复经王锦厚先生审读，这篇论文后来刊发于《郭沫若学刊》2017年第2期。近年学术界以贬低郭沫若为时尚，也便有人热讽，笑我居然为《郭沫若学刊》供稿。尔等不苦读，不深思，每以道德家欺人，我也懒得给他们细讲何为郭沫若。这是闲话休提。

也正是在此前后，因这两部书的面世，国内敬隐渔研究已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我便与张英伦先生先生商议，欲辑录相关成果，汇编出版《敬隐渔研究文集》。

按照我的最初设想，这部文集将会厘为四卷：卷一收录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通信；卷二收录鲁迅、李劼人、郭沫若、孙伏园孙福熙兄弟、郑伯奇、茅盾、成仿吾、周全平、林如稷林文询父子、沈从文、梁宗岱、戴望舒、叶灵凤、傅雷、罗大冈、戈宝权等人涉及敬隐渔的文字（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散文和论文），这些文字既有褒扬，又有怀疑、误会乃至贬斥，既有史实，又有错讹，均可一并存为史料；卷三收录最新研究成果；卷四收录张英伦先生编订的《敬隐渔年谱（1901-1933）》。

张英伦先生大体上赞同我的设想，却又认为，卷二文字较为零碎，又有错讹，并非湮没无闻，可以不必编入《敬隐渔研究文集》。我尊重张英伦先生的决定；我们最终将研究文集编为三卷，亦即史料卷、论文卷和年谱卷。史料卷收入敬隐渔、罗曼·罗兰、鲁迅、巴萨尔耶特（Léon Bazalgette，《欧罗巴》主编）等人的相关通信，以及罗曼·罗兰的相关日记，原文大都为法文，由张英伦先生译为汉语。论文卷收入胡亮、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瑞士汉学家）、袁莉、张英伦、朱穆、钟沁、廖久明、陈俐、刘志侠（旅居法国学者）、王锦厚、王细荣等十一位当代学者关于敬隐渔的十四篇最新研究成果。卷三年谱，收录张英伦先生编订的《敬隐渔年谱（1901-1933）》——窃以为这个年谱还可以再作展开，比如，详细引用前述国内外有关史料并注明出处。从最终编定的《敬隐渔研究文集》来看，关于敬隐渔的诗与译诗，小说的创作与修改，汉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法译《阿Q正传》和《函谷关》，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与鲁迅的交往与误会，《敬隐渔传》的价值与特点，等等，都辑录了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不免也有遗憾。比如，瑞士汉学家冯铁的《敬隐渔的法文翻译与他的法文写作——以郭沫若著<函谷关>为例（1924年译）》（译者为何昊佩），原文质量想来甚佳，汉文质量却不敢恭维，我甚至怀疑译者或有使用翻译软件。又如，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研究生钟沁的《初见伟人：寻求精神救助的“新力”——品读<雷芒湖畔>》，有提及希腊文明，却没有提及希伯来文明，对敬隐渔自小接受的异域文化资源或有误判。好在瑕不掩瑜，终是一件功德。2019年12月，该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精装出版，正好作为敬隐渔出生一百二十虚年的献礼。

《敬隐渔研究文集》，以及《敬隐渔传》和《敬隐渔文集》，堪称敬隐渔研究的重要成果，早期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生动个案，既是遂宁地方文献的必备书目，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罕见史料。即便这样说来也不算过分：这几部书，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醒目空白。

我所期待的敬隐渔研究四大工程，亦即年谱、评传、文集和研究文集，经张英伦先生十年努力，现在已然全部完成——当然，《敬隐渔研究文集》还可以继续增补修订。就《敬隐渔研究文集》的编撰而言，上文已有暗示，主要也应该归功于张英伦先生。我的动议，建议，襄助出版，虽然与有荣焉，却不能成为掠美张英伦先生的借口。所以，我要借这篇小文的一角，代表个人，也代表敬隐渔的同乡后辈，向张英伦先生致以最真挚的谢意和敬意。张英伦先生早就满头飞霜，到今年，已是八十三岁高龄，我们祝愿他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