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考验：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1938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第二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7月1日到7月7日为抗日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

17年前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朱漆的画舫上闭幕。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随即四散东西。此后17年间，中共从一个只有53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超过50万人的大党。然而，此时在延安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

梦想起航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抵达上海，找到李达，商量召开中共“一大”的事宜。李达随即向与上海发起组有联系的全国7个城市的共产主义小组去信，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参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由于“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当代表们先后抵达上海时，用了一个掩护身份：“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事实上，这也是多数代表们的真实职业。据封面新闻记者统计，“一大”代表中，有7名担任着教师职务，5名学生，还有1名记者。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就是这样十几个年轻人却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那就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年45岁的何叔衡是出席“一大”的人员中年纪最大的。由于他在家中排行第五，同辈人喊他“何老五”，而毛泽东等小辈，常唤他“何胡子”、“何老头”。

何叔衡原为一名普通乡村教师。辛亥革命以后，年届不惑的何叔衡受新式思想的感召，剪掉辫子、倡议新学，却令学校领导不满，他愤而出走长沙。1913年，37岁的何叔衡重做学生，考上湖南第四师范，在此期间结识毛泽东。此后，他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成立长沙新民学会，组织活动反抗当地军阀。

与会人员中年纪最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年方19岁，就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刘仁静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当时正致力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他自述称，“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除了会引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大家都称他是“小马克思”。

王尽美（左）、邓恩铭

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当时都还是学生，因为在“五四运动”中活动积极，而被吸纳入当地共产主义小组。这次他们到上海，“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马克思的）书刊”，并向到会的年长代表们取经。

27岁的包惠僧是这群老师、学生中唯一的记者。党史专家邵雍正的研究认为，包惠僧原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中共“一大”召集期间他正好在广州。因陈独秀无法分身到上海开会，便指派他赴沪参加“一大”。

十字路口

虽然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但真正从北京来的代表只有刘仁静和张国焘。23岁的张国焘是北大理学院的学生，也是北京学联主席，“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与会代表中的北大毕业生中还有广州的代表、当时29岁的陈公博。他借新婚旅行作为掩护，带着妻子一同抵达上海。7月23日，全部代表到齐，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李汉俊寓所正式开幕。由于李大钊和陈独秀未能到沪，会议便由张国焘主持。

周佛海

周佛海和张国焘同龄，作为驻日本代表出席了会议。周佛海也是湖南人，当时正就读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对马列主义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成为“中国的列宁”。他也参与了1920年底的社会主义论战，他与李达一起，猛烈地批判了改良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思维活跃，表现积极。

7月30日，中共“一大”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侵扰，后来秘密转移到附近的浙江嘉兴南湖。

李汉俊与陈公博被巡捕盯梢，没能参加南湖的闭幕会。这期间，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游玩。回上海后，才知道大会已闭幕。张国焘回忆，陈公博不像是革命者，更像是青年政客，“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陈公博则表示，张国焘禁止共产党人参加政治的激进主张，把他“气得差不多退席”，对大会也失去了兴趣。

会议结束后，由于陈独秀不能立刻返沪，便由周佛海担任代理书记，参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当活动开展期间，周佛海突然成为花边新闻的男主角。他与上海富家小姐的恋爱生活，闹得沸沸扬扬。

当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接替周佛海整理党务。11月，周佛海也返回日本，自称是去继续学业，实际上“顺便”带着上海小姐私奔了。

“半途旅客”

1922年6月16日，广州陈炯明叛变。陈独秀当即在上海表示，中共与陈炯明断绝一切关系，并致函广州党支部，要求他们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但广州支部的陈公博、谭植棠等仍在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二人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但陈公博自认跟陈炯明毫无关系，又拒绝向党组织作出解释。当年11月，陈公博抛下党组织，自顾自前往美国留学。鉴于陈公博的恶劣行径，1923年春，中共中央宣布将陈公博开除出党。

在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和李汉俊之间的分歧没能得到弥补。1922年初，李汉俊离开上海的党组织，回到家乡湖北教书。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李汉俊未到场，会议场所则从李汉俊法租界寓所，迁到了公共租界李达的寓所。

李汉俊

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致信中共中央宣布脱党，主要理由是不满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

与此同时，李达也作出退党的选择，理由与李汉俊类似。李达于“二大”后便辞去了党内职务。

这一时期，在日本念书的周佛海，因党内对他恋爱问题的批评以及日本对共产党人的监视，不再参与党的工作，从事实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1924年，周佛海毕业后，应戴季陶邀请回国出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周佛海以“每月交纳党费太多”为由提出脱离共产党。

1926年，北伐军打下武汉后，李汉俊曾要求恢复党籍。据老党员袁溥之后来回忆，当时省委成员一致同意李汉俊的请求。“那次还有周佛海申请恢复党籍，省委就没有通过，说他还须考验。”

壮志未酬

中共“二大”以后，山东成立了济南支部。在“一大”中受益良多的两位“活泼”小将王尽美、邓恩铭此时成为济南支部的中坚力量。两人不停在齐鲁大地上四处奔波，宣传和组织各种工人和学生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前夕，王尽美被选为山东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并在广州见到了孙中山。1924年底，为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抗衡，孙中山支持中共的提议，筹划召开国民会议。王尽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济南和青岛联合各界人士，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在此期间，王尽美不幸感染肺结核。

1925年8月19日，27岁的王尽美不敌病魔，与世长辞。

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叛变，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邓恩铭被关押审讯，一直以化名“黄伯云”示人，未被识破身份。1930年底，邓恩铭的身份遭敌人识破。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同其他21名共产党员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年仅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

另一名“一大”代表也在大革命期间英勇就义，他就是李汉俊。1927年12月17日，久遭通缉的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当晚被杀害，享年37岁。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结束后，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已有超过半数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党组织。他们是李达、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以及去世的王尽美、邓恩铭和李汉俊。

1934年底，中央红军分别从福建、江西出发开始长征。59岁的何叔衡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底，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从瑞金转移到闽西，走到福建长汀县境内时，被国民党军包围。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脱围，何叔衡奋身跳崖，壮烈牺牲。

走向未来

1938年，刚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为了凝聚全党，扩大影响，决定庆祝建党17周年，并发表《中央关于中共17周年纪念宣传纲要》。由于张国焘叛逃，陈潭秋远在新疆，留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

1942年9月中旬，陈潭秋和140多名中共党员及家属，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第二年秋，陈潭秋被秘密处决。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