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拍电影的贾樟柯，但你知道写作的贾樟柯吗？

封面新闻记者 张路延 摄影 孙畅

1998年，贾樟柯宣传电影《小武》，在海报上，他印下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粗糙的电影。

贾樟柯说，在他的电影里，不会出现“那些打磨得很光滑、非常矫饰的东西”，这种粗糙，是他的一种态度，一种对基层民间生活的真切体验。

他的文字，或许有所不同。

出生于山西汾阳的他，打小就是文学爱好者，高中起就和友人成立沙派诗社，在山西大学美术班学习时，抱着写的小说，就敢敲开田东照的大门。哪怕后来在《黄土地》的震撼下，毅然投向电影之路，他也从未停止过文字书写。

这种不间断地文学训练，让他的文字毫无“粗糙”之感，十分流畅自然，并且在拍电影的加持下，极有画面感，有种影像之美。不过，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对时代的精准把握，正如许知远对他的评价：

贾樟柯的最佳时刻，是他的敏锐与穿透力，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准确、迅速地表达它。他的谈话与书写能力，甚至比镜头语言更有力量，艺术家的敏感与知识分子式的分析在其中高度融合。

这些文字，形成了如今的《贾想1》《贾想2》两本书，1月28日，在方所成都店“文学江湖，电影儿女”的讲座上，贾樟柯讲述了自己十余年的“非计划性书写”，他说，文学是他的出口：

“不是所有的感受都能去拍电影，写作是我抒发情感的一个弥补。”

文学的江湖

早在初中起，贾樟柯对文学就有种向往，这种向往的由头，和他一个女同学有关系。

他读书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年轻人们流行交笔友。有天上课时，老师突然发现有个女同学没来上课，于是大家分头去找，贾樟柯负责的是长途汽车站，“我们那时才十几岁，她又是女孩子，大家都很着急。”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女同学坐着长途汽车，跑到内蒙古见笔友去了，对方还给予了热情接待，两个人在一起交流文学。

“女同学回来后，我们都追问她，就跟开分享会一样，她就开始讲述这种笔友聚会，我觉得好浪漫啊，她这么小一个女孩子，就敢去闯江湖了，山西和内蒙古现在看很近，当时交通不方便，是需要倒很多趟车的。”

年少时的贾樟柯，把这种勇气，视作文学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是什么？是情感交流的力量。我能想象她跟那个笔友之间，通过写信已经无法满足彼此情感需要了，他们要见面，要相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就是文学生活，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就可以浪迹天涯。我觉得文学的江湖，就是一个情感的江湖。”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人，那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代，在理想主义的光芒下，不乏特有的赤诚和天真。

当时的贾樟柯，读过许多类似的故事，比如80年代时，四川诗人坐着火车就去了南京，他们知道南京有哪些诗人，问到地址就去敲门，人家管吃管住还谈文学，“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个不重视物质的时代，现在的我，当然也重视物质，但情感是一个人的特质，我们需要它，也需要艺术和文学。”

高二时，分文理科，他读文科。他当时还是个叛逆少年，热爱齐秦，头发齐胸，还跳霹雳舞，属于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春天的山西，风沙很大，有天刮大风，老师耽搁了在路上，看着外面黄沙漫天，他们玩得好的几个男生，就一起商量“成立个诗社吧，就叫沙派，非常随意。”

“有时想个命题，各自写出来，相互评论比较，看谁写得好，我们还油印过诗集，兴奋地晚上不睡觉，印了几十本，还挺抢手的，关系好的才给。”

除了写诗，他还写小说，关于早恋的故事，“我以前写的小说特别害羞”。沙派的朋友建议他，可以尝试去发表，他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就去敲开了老乡田东照的大门。

“他有个代表作《黄河在这儿拐了个弯》，很有名，我硬着头皮，抱着稿子就敲开了他家门，他不认识我，说你谁啊？我说我汾阳来的，写了小说，想请你看看，他说你放下吧，我有空就去看，又叫住往回走的我，你人在哪儿？我在山西大学美术班学画画，没几天，有人找到我学画的地方，说田老师找你，去了后，他说文笔不错，我们有个读书改稿班，你来上吧。”

创作者的心事

贾樟柯口中的读书改稿班，是当时山西作协办的，用来培养山西作家的后备军。在他看来，自己是误打误撞拿到了“开门的钥匙”。

那是一个类似文学乌托邦的时期，班上十几个人，二十多岁的有，五十多岁的也有，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沙派的延续，“每天读很多书，比如余华、苏童刚出的作品，很多杂志、出版社编辑也来给我们上课，我们也不断写，不断讨论，每天还发饭票，有饭吃，可好了。”

和女同学会笔友一样，在读书改稿班上，贾樟柯同样看到了文学的另一层内核：精神需要。

“一个作者，当他拿起笔时，当他在那儿有无数无穷的话想说时，当他诉说人生存的境遇时，总让我想起了两条路，有人拿起了笔，有人拿起了枪，情绪是一样的，但写作是一个平和之路，是一个建设之路，它唤起一个人的良知，唤起一个人倾诉的欲望，它希望形成一种公共的认识，把个体的经验提供出来，被人们所知道了解。”

如果不是20岁那年，看到了电影《黄土地》，他说自己的走向会是文学之路。

1990年，在太原一家电影院，贾樟柯看到了《黄土地》，一下子被电影这种方式震惊了，“原来还有一种表达方式，有这么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能传达出非常丰富的生命体验，我想我一定要搞电影，后来电影学院考了三次，我都没有想过放弃。”

他拍摄的电影，和当初的文学经历牵扯不清。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一直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比如底层生存的小人物，比如割裂不开的县城…… 而他的解释，是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心事，关于这种心事的追溯，还要从当初的读书改稿班说起。

“班上有个同学，年纪挺大了，像古人头悬梁锥刺股那样，在家里挖了一个地窖，自己每天到地窖里面，与世隔绝，写他的大部头。很多人以为一个人从事文学，是要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我觉得写作者是要办一件事，是要解决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心事，这个心事来自于他所存在的族群，而不单单是所谓的自我。”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怀揣着心事，进入到不同表达的领域，无论写作还是拍电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应该是严肃的，因为只有巨大的心事，才能产生真正的作品。

当他慢慢有机会写剧本拍电影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一段写作生涯，“我是谁？我最牵挂的人是谁？我一直在拍县城，县城是我的心事。”

在他看来，县城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它带有城市和乡村的双重痕迹，而他最关心的，则是生存的个体人物。

“站在县城这样的角度上，很容易发现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的影响，这给了我讲故事的欲望，我要拍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县城里，日子永恒不变的庸常人的的生活，这种人的生活，就是有力量的生活。”

写作的出口

哪怕转行拍了电影，他也从未停止过文字的书写。

“我应该是从写诗开始，慢慢地，逐渐地，开始学会自己跟自己对话。进入到非常享受写作、享受文字的新鲜体验里面。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写作不是一个苦差事，也不是一个累差事，写作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享受的事情。”

1993年，他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研究电影理论和电影历史，主要是用写作来呈现思想，这个写作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1997年，我开始拍《小武》时，写作有一点中断，因为要拍第一部电影，用影像来表达自我，但《小武》拍完后，针对自己的创作，针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有很多想法，我需要书写下来。”

事实上，从《小山回家》开始，他就有了类似的书写。

“我们很多同学一起，做了一个实验电影小组，来拍实验性的短片，我拍的《小山回家》，拍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部影片，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没有停留在想上，而是落实在文字上，然后我就写了《我的焦点》。”

他逐渐形成了与电影有关的书写，每拍一部电影，围绕这部电影前后，都会写一些文字。

“为什么我会一直写？因为有需要，电影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表达方法，它的周期特别长，我基本上保持每两年一部，还算比较高的产量。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在现实生活里面，每时每刻都有不同的感受出来，不能都去拍电影，这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写作变成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抒发的弥补。”

这种情感的抒发，往往是在情绪的两极时，“一种是很难过、很痛苦，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写就明白了；一种就是很高兴、很欢乐，在这样一个情感的波动里面，我很幸运，能找到写作来抒发自己、弥补自己。”

贾樟柯说，《贾想1》和《贾想2》，对应着他整个20年的电影工作，这些年的文章，围绕着电影的所思所想，包括每一个阶段对不同的导演、作者的理解认识，比如杨德昌导演、侯孝贤导演等，也包括和他创作有关的，跟电影环境、情况等有关联的文字，同时还有各种生活里的所思所想。

“我们精华一瞬的那些想法，如果没有用文字来表达下来，可能就是模糊的，会被遗忘。我很幸运，我还算是一个写作者，当我作为读者去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写作告诉了我是谁，我才知道我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否则我也会遗忘的，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遗忘的。

在《贾想2》里，他讲了一个关于制片老何的故事。

“我在敦煌、新疆看景时，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中间要五六个小时，一望无垠的沙漠，很容易困就睡着了。有次我醒来，他说，刚才有海市蜃楼，我说你怎么不叫醒我？他说，你要看啊，我老见，不新鲜了。对他来说，海市蜃楼是日常，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界。”

贾樟柯说，人在这样的行走里，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跟写作一样，是非常贴近自我的一个时间。

“会感到自己越走越小，却越来越结实，为什么会结实？因为去掉很多虚火，去掉很多在城市里面纠结的东西，让我们回到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