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梦断新塘沽：永利化工抗战入川记（六）

龚静染 文/图

1946年后，永利的状况越来越艰难，特别是从内战开始后，交通阻塞，销售停滞，资金断裂，让永利濒于倒闭的境地。如何才能挽救永利？1950年5月16日，侯德榜曾在给重工业部部长何工的信中写道：“永利今日流动资金业已赔光，只有存货与继续生产而无法出售，又无周转资金，使其不倒闭、不停工殆不可能。现情势万分严重，两厂职工因为工薪无着，枵腹从公，已在叫嚣，包围索欠，所欠银行各债，亦已届无可再展，而供给我原料、燃料各公司，自月初起，即已临门坐索，不予立决，势即关门。”

永利成为了一个危重病人，“急需动用手术，藉以保全生命。”

天津永利情况如此严峻，远在川南的五通桥川厂情况如何呢？实际上，永利复员天津后，五通桥新塘沽陷入了困境。

冰心弟弟谢为杰，返回五通桥效力“新塘沽”

1947年5月的金城银行（永利股东）第五次董监联席会上，侯德榜就谈到了五通桥新塘沽的困境：“川厂自战事停止后，以川中工业多已东迁，碱之用途顿减，不得已于去年年终停顿，惟鼎锅山煤矿则继续开采，但亦因井盐难与海盐竞销，灶户停业者甚多，煤之销路更受影响，至发电厂、铁工厂、翻砂厂虽未停工，然亦不过小规模工作而已。”

侯德榜一家在五通桥

永利高层对经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新塘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在抗战时期，它几乎是永利全部的希望。但现实处境却让人困惑，那么大一块地方，虽然人员经过紧缩和裁撤，仍然留有800多工人在那里，如果让其自生自灭，那无异于否定了永利抗战中全部成果。实际上，在1951年1月重工业部调查完成的《永利化学公司调查报告》中就是这样认为的：“抗战初期，永利退入后方经营川厂，其资金则系四联总处贷予一千万元，并以其中大部分结为美汇，永利在四川建厂及抗战八年间之员工维持悉靠斯项贷款，在币值跌落以后，仍按金额还钱，自然取巧不少。”这段话实际就否定了“新塘沽”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

所以，在范旭东的“十厂计划”中是考虑到了这点的，其中“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就是为新塘沽的未来发展而设计的，“新塘沽”不能放弃，它仍然是华西化工的希望。关于深井，永利从1939年开始就一直在五通桥寻找，并于1942年凿出第一口深井，而且在1946年都还在聘请国外的井师来继续协助开凿第二口。当时著名作家冰心的弟弟谢为杰曾当过永利川厂的技师长，他跟着复员大队人马也回到了天津，但因为深井工作他又被范旭东派回了五通桥，任永利川厂厂长。在1946年9月30日召开的永利碱厂第六次厂务会议上，主持人佟绩唐就重申了谢为杰回五通桥的意义，就是为了“新塘沽”继续发展：“侯先生电内所称，请谢为杰先生回四川工作，因井师哈蒙君不久即来中国，须赶急预备深井机件，俾哈君到后即可开始工作，由此可知侯先生并不放弃建设永利川厂，也就是不放弃建设华西化工的中心。”

尽管第一口井发现了石油，深井工程仍被搁浅

1948年，永利川厂第二口深井还在等国外的器材，处于半停顿状态中，第一口深井却发现了石油。这本来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但因为永利总部感到时局不定，在等待“划时代的演进”，而让继续开发的信心和热情变为了漫长的等待。不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利的深井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止，李承干在给侯德榜的信中就说道：“公司素不计利益，如五通桥之深井公司已花美金四五十万元去研究，乃为其他私人公司所不为者，而我公司为之，是其明证也。”

但深井工程一直磕磕碰碰，难有推进，川厂一直等不来器材设备。尴尬也在这里，按照范旭东先生的遗志，新塘沽是不能放弃的，它让永利在抗战中保存了实力，为中国化学工业留下了火苗，功莫大焉；侯德榜也非常重视新塘沽，永利的创业史中少不了五通桥这一章，而它也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但事与愿违，深井工程对外国设备的依赖性太大，所有先进器材几乎都得从国外进口。本来永利给美国银行的贷款已经办好，按合同在发放，永利拿到钱后也抢在1948年购买设备。但到1949年后，时代发生巨大变迁，中美关系发生断裂，政府限制购买，已买的部分抢运回国，但未运的如深井钻杆、管子等全部滞留美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运回国的设备配件不齐，不能使用，只好折价转让给了中国石油公司，深井工程从此搁浅。

1948年到1950年，这是永利川厂最为困难的时期。远离总部千里之遥，生产销售一落千丈，信息隔绝，也基本无外援，犹如被遗弃的孤儿，这同当年热火朝天的建设生产场面有天壤之别。1949年，永利川厂竟然与总部失去了联络，在1949年2月12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三届董监联席会上，就说“该处与总处隔绝已久，现时消息不通，情况不明，无从报告。”1950年2月，永利派范鸿畴到五通桥了解情况，他去之后才知道川厂与总部失去联系达8个月之久，工厂困难重重，基本陷于停产，留守员工生活艰苦，欠薪未发，新塘沽实际变为了一个孤岛。

怎么办呢？在1951年6月19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五届董监联席会上，就提出了在五通桥利用永利川厂原有设备改建硝酸铔厂，因为这样可以解决西南肥料困难的问题，政府比较支持。实际上永利此时已经决定与政府搞公私合营，1952年1月，永利总管理处由天津迁到北京，并与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签定公私合营协议。6月23日，成立合营委员会，川厂由董新山担任厂长。

公私合营后，川厂决定改建硝酸铔厂，计划投资1700亿元，分三年期，第一期投资163亿元。从1951年9月到12月，政府给永利川厂拨付了108亿的款，用于硝酸铔厂前期的修建和调查、设计等费用，其中50亿是用于永利南京铔厂（宁厂）多余的机器搬往五通桥的运输费。而此时的川厂由于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仿佛又重新恢复了活力，凡是国内能够做的设备就交国内定做，而无法做的便开始向国外订购，前期工作逐步开展。在1952年7月19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九届董监联席会上，硝酸铔厂的建厂计划放在了1954年，后来因为国外设备拖延改为了1956年，但“新塘沽”的故事仍然在延续。

我们再来说说黄海化学研究社的情况。离开五通桥后，1949年10月，黄海全体职员在几经周折之后迁入北京芳嘉园，不久将所有人马、财产全部归入中国科学院，后来经过调整，重新划归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改名化学工业综合试验所。黄海的人才和技术成为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初期的底子，但可惜的是黄海社社长孙学悟于1952年6月因患胃癌去世，不可不谓一大损失。

人员疏散厂房空置，永利告别“新塘沽”时代

1953年1月，“新塘沽”的冬天格外灰冷，枯草遍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生产了。就在这时，永利决定将川厂原有基建暂停进行，重新调查研究、勘察新厂址。这是因为永利董事会认为“原址地点偏僻，交通不便，原料供应、成品运输均欠适宜。”而这时的永利川厂基本处于停工状态，与在株洲拟建的湘厂情况差不多，“川湘两厂现在一则停顿，一则建设未成，成为两个消费机关，其每月开支约4亿元，亦属营业上之负担，应予处理或利用。”（《永利化学公司调查报告》）

一年后，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的永利第十九届董监联席会上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原定在五通桥新塘沽改建的硝酸铔厂改在四川巴县西彭乡建设，而原来的“新塘沽”永利川厂改为留守处。当时厂里还有职工800多人，“大部分组织学习技术、文化，为新厂建设准备力量，其余除行政人员外，一小部分进行农场生产。”而永利川厂留下的全部房屋、部分深井及附属设备都无偿交给五通桥盐务局定期使用两年。实际上从这时开始，“新塘沽”就已经不存在了。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同意范旭东的堂弟范鸿畴辞去永利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回家安心调养，当时他的年龄仅仅53岁。

永利久大在天津的总管理处办公室

1955年1月1日，永利、久大合并。1955年12月27日，公私合营后的永利久大第一届董事会召开，选举了新的董事长，讨论了新的公司章程。

1954年，准备在巴县西彭乡兴建的新川厂迁到了成都东郊；1955年，又由成都东郊迁回西彭乡，转了一圈；这样一折腾就到了1956年，也才有了最终的方案，拟组建四川化工厂并迁往四川金堂，后改为四川肥料厂，但这已经同“新塘沽”没有太大关系了，虽然永利也有不少高级技术人员参与援助了这个项目。

也就在这年，在五通桥的永利川厂留守处宣告结束，人员疏散，厂房空置，昔日繁忙的生产场面再也不见，临江的永利码头冷冷清清……永利彻底告别了“新塘沽”时代，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中，这里又重新成为了一片荒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