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祝勇:将组织启动故宫影视剧拍摄

封面新闻 2018-07-13 16:35 35400


祝勇在故宫,2018年6月。逄晓威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祝勇是个忙人。他精力充沛,写散文,写小说,拍纪录片,还在故宫博物院做研究。最近由于他的新书《故宫的文物之美》出版和他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天山脚下》在央视热播。这样让他再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与读者、观众交流。趁此机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与祝勇进行了一次深度专访。

封面新闻:看《天山脚下》,感觉出您是用文学的方式在做影像作品。看了自然而然对当地人有了理解。好的艺术对人心有弥合作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但是这样的纪录片对读者是有要求的,要求读者得有一颗安静,耐心,好奇,没有偏见的心才能真正领略它的内涵。

祝勇:你说的刚好是我的初衷,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拍摄影视作品。实际上文学可以说是艺术的母体,许多艺术门类,都需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比如戏剧、电影、音乐,甚至美术,才能飞高飞远。中国最早的绘画,就是叙事性长卷,像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而且,直接改编自文学名作,即西汉张华的《女史箴》、汉魏曹植的《洛神赋》。文学的作用是关照人的精神,假如没有文学性,影视作品也会失掉灵魂。我希望在纪录片中注入文学性,不仅因为我多年从事写作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偏好,更是出于纪录片自身的需要。说白了,纪录片不是百度百科,也不是猎奇影像(我们的片子因此没有走向影像猎奇的一路,尽管那样容易博得眼球),纪录片也要感人,也要关照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注入文学性,纪录片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一部好的纪录片,创作和观赏,都需要投入,浮躁了不行。

祝勇在拍摄《天山脚下》

封面新闻:在一个影像技术低门槛,娱乐短视频泛滥的时代,用文学,耐心的方式做影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有要求就会有欣赏的门槛,在收视率上会出现曲高和寡的危险。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祝勇:纪录片的技术门槛的确比较低。其实技术层面的东西,是相对容易达到的,最难达到的,是艺术的境界、精神的深度。前些日子去看黄永玉先生,黄永玉先生说,艺术这东西,务实的部分容易,务虚的部分最难。我理解他所说的务实与务虚,务实的是指技术层面,务虚的是指精神层面。后者抓不住摸不着,却决定着作品的高下。就像写作,几乎没有技术门槛,只要识字、会用电脑(或笔)就可以写,写出的作品却千差万别,大师的作品,我们永远无法企及。

至于曲高和寡,纪录片目前在中国还属于小众艺术,观众正在培养中。不像在西方,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纪录片市场。在中国拍纪录片基本上都是赔钱的。但好的纪录片,有关非同寻常的艺术品位和观赏价值。我相信好的纪录片一定会受到观众热爱的,与其看一部三流的故事片,不如看一部一流的纪录片。 《天山脚下》7月2日晚十点半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遭遇了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巴西和墨西哥的比赛。但在这种情况下,酷云EYE数据显示,收视还是居于同时段全国电视排名(包括央视各频道和全国各卫视频道)第五。7月9日开始每晚6点15分在中央电视台四套重播,与世界杯比赛的时间错开,该数据收视排名上升到全国第二。一部纪录片,取得这样的收视排名,说明在中国还是有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只要拍得好,就不存在曲高和寡。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拍得好,这部片子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封面新闻:作为作家,近几年您除了写作,还在研究故宫文物,做纪录片导演,参与《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天山脚下》等等多部优秀纪录片的创作。同时做这么多事情,您的感受如何?这几种工作之间对您来说是怎样的关系?

祝勇:我很享受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并不会感到混乱,相反,它会给我带来新鲜感,带来创作的激情。不然我可能会陷入一种习惯性的创作中,创作或许早就走进死胡同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使我的创作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永远在汲取新的营养。比如前几天看电影《动物世界》,就深受刺激。八零后导演韩延(也是该片编剧)的才华令我倒吸一口凉气,一位电影新人,把许多知名作家、导演都落出好几条街。看完这部电影,让我产生很强的危机感,但重压之下,一部酝酿已久的新书也突然找到了突破口。文学写作是很个人的事,但一部作品的形成,也与作家所处的时空环境脱不开干系。

封面新闻:有人已经发现,现在人们对视频这个信息载体非常依赖,对文字的阅读耐心不够。文字与影像,这两种表达载体,各自对您的吸引是怎样的?他们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祝勇:文字与影像,传播方式与功能不一样,各有价值、魅力,可以互相补充,却不能彼此取代。影像的呈现方式更加直观,但影像很难直接表达思想,只能把思想放在形象的背后,曲折地表达,文字则可以大段大段地铺展,所以思想深刻的文字,尤其是哲学性、思辩性文字,影像很难取代。影像的表现比较直观,这既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板。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调动人的想象力。其实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家写完才算完成一半,另一半要读者在阅读中完成。我们说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林黛玉,就是因为每个人对林黛玉的想象不一样。文学名著难拍,是因为一旦影像化,就定于一尊了,与每个人的想象会有出入。现在人们不愿意阅读文字,是因为懒惰,其实是放弃了一种审美体验,其实是自己的损失。

封面新闻:这些年您将文物鉴赏、历史考古等内容,纳入您的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中。取得众多读者的关注。接下来,您还有怎样的打算和计划?

祝勇:对我来说,文字与影像两种创作是一个整体,所以还都会继续。现在我负责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还会组织故宫题材的影视创作,其中有些创作会与四川有关,比如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即将启动(抗战时期,故宫将一万多箱文物运离北平,进入四川,成都的大慈寺就曾存放故宫文物)。我自己恐怕还要拍摄一两部纪录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热爱文字,尽管如你所说,很多人已不再有耐心去阅读文字。但在我看来,文字的世界是那么神奇,文字的不同组合,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丰富的世界。用电影《动物世界》里郑开司的话说,我守住了我信的道。在写作方面,我此前写过两部关于故宫的小说,就是《旧宫殿》和《血朝廷》,这是《故宫三部曲》的前两部,接下来我会完成第三部。我的梦想,是早日写完《故宫三部曲》。

评论 1

  • 我就是你 201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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