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评 | “文人味”是如何炼成的？

汪曾祺：读杂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诞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说。但隔了三十年往回看，作家何大草发现，“还能读的，似乎没有几个。汪曾祺先生是其中之一。”汪曾祺1980年发表《受戒》时，已经60岁了。从那时起，他的小说创作贯穿了整个80年代，其作品放到今天，“以挑剔的眼光看，多数仍算精品，个别可列为神品，耐得摩挲、赏玩，意味颇长。这是一个奇迹。”

这也让何大草对文学的秘密感到敬畏:阅读并不是以量可以绝对取胜，关键要形成读书的独特品味。据汪曾祺的儿女回忆，他的藏书“实在是可怜”。《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恩师沈从文的书也只有一本1957年出版的小说选集。家里也没有废名、阿索林的书。倒是契诃夫全集有一套。那么他是否借书读呢？儿女说，他60岁后，也就是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生涯后，“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何大草体悟看来，“汪先生是才子，才气大于学问。他也并不长于虚构。福克纳说：“做一个好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汪先生的长项，就是观察和经验。他的小说，有平静美，包含着情趣和意味。这意味，就是文人味。文人不完全等于文化人。文人味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天资和悟性的结合。”

汪曾祺不是藏书狂徒，但他的“阅读”却是有深厚根基和趣味纯正而广阔的。汪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幼年的积淀。他说自己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他所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他喜欢归有光，认为其“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说郑板桥诗文中蔼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动。小学、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高中时还买过一部词学丛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

除了幼年时的家传、中学时代的熏习，青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楚辞课，朱自清先生的宋词，唐兰的“词选”，王力先生的“诗法”课，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的浇灌。另外，还有左传、史记、杜诗诸课，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说《陶庵梦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对外国文学作品，汪曾祺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在文章中他说“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但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

曾经有个青年问汪曾祺：“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汪曾祺在一篇名为《谈读杂书》的文章中说，自己“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看，《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差一点，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我也爱读书论、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宋提刑洗冤录》，这是讲验尸的。有些书本身内容就很庞杂，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了。”《岭表录异》是唐人刘恂所撰，记述岭南异物异事的地理杂记，《岭外代答》是宋代地理名著。汪曾祺认为这类杂书“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而且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他说自己从吴其浚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