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梦断新塘沽（一）

1938年在四川五通桥开建永利川厂时的情景。

龚静染 文/图

1953年，公私合营如火如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也面临这一国家体制的重大变化。重工业部化工局在对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调查中，是这样概述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的：“私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一九一七年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成功后，以所得利润在天津市塘沽设厂创办永利碱厂，主要产品为纯碱。一九三四年，又取得国民政府与银行团的支持，在南京卸甲甸创办硫酸铔厂。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碱铔两厂俱被日寇占领，乃将部分资财与全部技术人员撤至大后方，在四川五通桥筹设川厂。”

这里要讲的就是永利1937年在四川五通桥筹设川厂的故事。

多方论证，把永利搬到五通桥

1937年8月19日，位于天津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秘书处给上海经理处发去一封函件：

卢沟桥事件，已演成中日全面战争，各业停顿，公司沽厂适在战区，与本月七日久永两厂被迫全停；华北、上海均在战时状态，无营业可言……自八月份起，所有在沪职员薪资，除五十元以下者照常发给外，其余皆减成发给，兹决议各支店因营业关系八月份职员薪资暂照常开支，一切店支务须极力紧缩，如时局到下月仍无澄清之望，则各支店职员薪资自亦应在战区之同人采取同样措置。

这则减薪的消息迅速在永利公司上下传遍，一时间人心惶惶，本来欣欣向荣的永利形势突变，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永利的前途命运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关心的焦点。

永利西迁建厂，落址五通桥老龙坝。图为1938年12月四川省政府给犍为县政府的训令。

1937年12月15日，形势更加危急，工厂已经停工，工人无法复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管理处再次发出通知：

“现在工厂停工，各董事星散四方，一时无法开会，公司将来计划，亟待股东会开会议决进行。惟公司全部资产，早经指定作为银行募债担保，而尤以塘沽工厂财产为重要，凡我同人均有妥善保管以待将来股东会议处置之责任，故凡我在厂职员均应勉尽此项职责，对于厂内全部财产慎重保管，非有总公司命令，不得随意处置，更不得交付任何人代管。”

1938年3月24日一大早，两辆小车快速从重庆行驶在去五通桥的路上，出发地点是重庆南渝中学，车上坐着四川省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另外同行的还有范旭东、候德榜、张克忠、黄汉瑞等四人。他们的目的是去五通桥考察一个重大的内迁项目。而缪秋杰与范旭东是刚刚才在重庆认识的，也是由于这次偶然的相识，缪秋杰主动陪同范旭东去做一次深入的调查活动，让他们对四川的盐业状况有个详细的了解。

范旭东1883年生于长沙，从学于梁启超，1900年随其兄范源濂东渡日本，1911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化学系，1912年回国经其兄范源濂（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介绍入财政部造币厂工作，1913年奉派赴德考察，1914年经美返国，时欧战爆发，范即展开其事业活动，素负建立“中国化学工业托拉斯”之雄心。这时的范旭东通过二十年的艰难创业，已经构筑起了他“永久黄”（即永利化工、久大盐业、黄海化学研究社）的企业集团，核心企业永利被认为是“华北三大宝”（永利、南开、大公报）之一。但这时永利被日本人强占，改名为“永礼化学株式会社”，实际上从1938年初开始，在天津的范氏永利企业已不复存在。

从五通桥返回的时候，范旭东心中已经有了数，又通过多方的最后论证，他决定把永利搬到五通桥。正是初春时节，在路上他的心情是喜悦的，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宿雨初晴，沿途的风景分外鲜明，到处花黄豆紫，鹭白松青，真是幅好画面。这里木架连云，竹管交错，又是一番情景，嗅着含盐味的空气，唤起了我们新的记忆。”

范旭东

抢运设备，从天津全面撤退

而此时的情况是，范旭东的庞大企业为躲避日本人的侵占，已经从天津全面撤退，很多带不走的装备已沦入敌手，只有部分设备抢运到了长沙、重庆等地，而一千多名员工及家属正背井离乡地行进在通往四川的路上。

永利化学公司从1917年在天津建设永利制碱厂开始，到1937年已经发展到了有工人1000多人，年产纯碱55000多吨、烧碱4500多吨的大型化工企业，其“红三角”纯碱产品已获得国际金奖，销路大畅，声誉卓著。特别是在1937年在南京建成的永利硫酸铔厂，在国防与生产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唯一、东亚第一的化工企业。永利碱厂和永利铔厂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化学之基本”，“中国化学工业将来能否独立，当决于公司两厂之成败。”而有了这两家厂，范旭东曾感慨地说：“基本化工之两翼--酸和碱--已成长，听凭中国化工翱翔矣！”

1937年2月，耗时三年多、投资1200万元的永利铔厂在南京建成试车，并正式出货面市，正是初春季节，广大的农村对永利的新化肥产品盼望已久，呈产销两旺的形势，而这对永利来说，是“事业实辟一新纪元”。5月，永利碱厂也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永利与英国卜内门公司通过长期较量后，终于坐下来签订协议，重新划分在中国国内和香港市场的销售份额，纯碱烧碱洁碱三种产品，永利占55%，卜内门公司占45%，打破了外国公司长期垄断中国市场的格局，为民族工业争了光。不仅如此，6月，国民政府实业部特许永利公司发债1500万元，主要用于备建煤焦厂、炼磺厂及扩建永利碱厂与补充永利铔厂的设备，让企业有更充裕的流动资金，前景一片光明……

就在永利羽翼渐丰，准备“翱翔”的时候，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

7月29日，日军占领天津，永利碱厂沦陷！

12月，日军占领南京，永利铔厂沦陷！

没有资料反映范旭东在这些噩耗传来时的心情，但可以想象得到他的锥心之痛。面对辛辛苦苦二十年创建的企业落入敌手，大宗资产被侵占，他实际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但范旭东依然是镇定的，他在电报中慰问广大职工：“诸君立于国防工业第一线，悲壮胸怀可歌可泣！祖国复兴在望，切祝致力不虚，全团体同人当为诸兄后盾，谨电慰问，幸为国珍重！”此时抗战刚爆发不久，范旭东坚信日本人的嚣张是暂时的，虽然工厂沦陷，但仍然感到“祖国复兴在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漫长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从岷江经过时拍摄的道士观。1938年，范旭东在这里拉开了“新塘沽”的建设大幕。

补助300万，保全惟一化学命脉

1938年1月，范旭东在国民参政会上痛陈日本人的侵略，积极主张在四川恢复化学工业，“以保全吾国惟一化学命脉”。倡议获得一致赞成，永利得到了政府补助金300万元。

1938年3月，永利领到财政部拨付的第一次补助金40万元，但这笔钱只是杯水车薪，仅能应对迁徙和安置，要想实现复兴计划还差得很远，但这笔钱让永利看到了希望。此时，永利南北两厂的大批人员和部分设备正在内迁当中，而日本人的炸弹已经落到了重庆，永利董事会经过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和对内地化工资源的调查，在慎重决策后，决定将永利化学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迁往五通桥，久大精盐公司迁往自贡。

1938年元月，范旭东在汉口主持召开了“永久黄”团体会议，推举李浊尘为西迁总负责人，因为他不仅是永利老臣，同时也对四川非常熟悉，他曾早在1919年去自贡、五通桥一带专门调查过钾盐资源，正是负责西迁的不二人选。西迁首先由侯德榜带队入川，“所有两厂技术人员，由范先生号召，统行于1938年春随我入四川五通桥，准备在大后方创立近代化学工业基础，此为永利第三期在西南地区的艰巨工作。”

战争局势仍在急变之中，溯江而上的一千多永利员工及家属到达汉口后，又继续迁往重庆。3月28日，范旭东对内迁工作进行了先期安排，“久大、永利事业因国难暂受阻碍，亟当力谋复兴，俾战时增加生产，并为将来事业之进展树立根基。川省为吾国后防重地，尤宜聚全国之力从事经营，公司本此宗旨，现决在自流井、五通桥各建工厂一所。惟虑各厂深处内地，交通不便，事务进行不免濡滞，耽误时日，难以应目前战局所需，兹决在重庆、自贡各设办事处，俾资联络。调任傅冰芝、李浊尘先生为永利、久大驻渝办事处主任，并聘钟履坚先生为久大驻自贡办事处主任。各处印章奉寄，请分别启用是幸。”

战争仍然在进行，日军的狂轰滥炸已经降临到了重庆，永利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所有人员在1938年底之前必须移往五通桥；而之前靠抢救出的部分设备临时组装的重庆铁工厂，才生产了几个月，永利便决定停止接受外来订货，等待江里的大水来临，河道上升，将所有设备运往五通桥。

艰苦创业，破旧寺庙落脚办公

远在五通桥的工厂正处在筹划初期，在一个当地人叫老龙坝的地方，永利决定落址此地。当时的老龙坝临岷江，周边还是一片荒野，交通闭塞，时有野兽出没，附近仅有一座名叫“道士观”的破旧寺庙，先期到达的永利人只能靠此落脚，别无他处，这里也就成为了永利新厂最早的办公地。

此时，永利总工程师侯德榜正带着寿乐、张克忠、林文彪、侯虞篪四人远赴德国设计新厂的工程图纸，他们深知责任重大，但没想到一到德国就碰了壁，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排斥穷国家，他们不提供任何技术上的支持。无赖之下，侯德榜一行只好转赴美国，在纽约重新进行新厂设计和机器设备定制。所有工作都在艰难地进行中。

其时，从永利南北两厂沦陷到如今已经有一年多时间，天津的碱厂早已被日本人占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变成了日本运输司令部，工厂则被一个叫做“兴中”的日伪公司强行接管，日本军部派三菱公司技术人员入驻，不久，《满洲日日新闻》上竟然出现了大肆宣传永利重新开工的消息，让远在川西的永利人大为震惊；而南京的永利铔厂被占领后，日本人把大批设备撤运回了日本九洲，安装在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他们知道这些化学机器设备只需在程序上稍作修改，就能造出大量弹药来。

西迁中的永利实际处于三无境地：无产销业务、无机构组织、无职务安排，人员全都在流亡中遭受着饥饿与跋涉的痛苦煎熬。考虑到西迁的风险和员工的个人利益，范旭东在《告同人书》中说：“如同人中对此次华西之壮举，有虑其危险性特大，不愿轻易尝试者……坦白相示，俾有纠正之机会。”但永利员工们只有一个信念，永利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范旭东的人格魅力也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展现了出来，他要求留用所有的职工，不使一人失业，保证发给员工一定的薪水和补贴，他勉励职工在新工厂创建之初，“趁工作稍暇，多于身心修养上用功。”

1938年12月，永利、久大驻渝办事处改为“华西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由范旭东的胞弟范鸿畴担任。但不久就遭到日机轰炸，当日，重庆武库街火光熊熊、爆炸声四起，华西办事处的人惊恐万分，在黑夜中仓皇逃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乡下，所有的联络和疏散工作一度中断。

这时的范旭东对八年抗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战事推移，不可究极，现在姑以三年为期，完成此番新负之任务”。战争犹如茫茫黑夜，看不到一丝亮光，中国仅仅只有用幅员辽阔的优势来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为实现“保全吾国惟一化学命脉”的目的，永利在五通桥最艰苦的创业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