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张秉堃：辗转川渝，要将政德遍涵濡

文/郑深宇

“惭无德政遍涵濡，卓茂龚黄总不如。”这是张秉堃的入仕“宣言”。意思是要广施政德、遍泽百姓，向汉代循吏卓茂、鲁恭、龚遂、黄霸看齐，成为造福一方的清官好官。

张秉堃，原名张英，字子敏，清代贵阳府贵筑县（今属贵阳市）人，“贵州明清七百进士”之一。因殿试排名比较靠后，被直接分派到四川做知县，历任江安、岳池、江津、巴县、酉阳、屏山、马边等十数地，俨然是“川渝大地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搬来搬去、风来雨去的30年里，张秉堃心心念念的，就是这篇“德政遍涵濡”的大文章。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之张秉堃序

设三费局，纾民至痛

清代一些官员见复杂案件便不愿“蹚浑水”，惯用“拖刀计”，一直拖到新旧交接。而新官不理旧账，导致案件一直压着，办结遥遥无期。

张秉堃不一样，既有为民解忧之心，又善于断案，尤其擅长“判决积年疑狱”，素有“廉察如神”之称。

他抽丝剥茧、实地勘察，有时随身携带卷宗，当场问讯，当场结案，短时间内“积案为之一空”。因“明敏惠爱，折狱得情”，即便“被薄责者，无不知罪悦服”，百姓称他为“张青天”。

操千曲而后晓声，断千案而后知弊。在听讼断案中，张秉堃发现，命盗案案发地恶性摊派、强制征收办案经费的问题十分突出。

首先是办案经费名目众多，“每一案出，相验有费，缉捕有费，招解有费。”其次是衙役差吏等“里胥衙蠹巧取横索”，“借端行诈”，趁机盘剥百姓。致使出现“一案数控，一尸数验”的荒唐现象，不但给报案人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更殃及案发地的居民，“谨愿之民，不出户庭，以至破产亡身”的情况比比皆是。

张秉堃是起而行之的实干家，在江安发现问题后，立刻着手治理。

一方面，尽量不动用衙役，他喜欢步行出门查案，不骑马不坐轿，且习惯于直接和原告、被告对话，让“舁夫役吏”无处插针。另一方面，明确办案经费走公账，提出“官给饭钱”，不准差役们向案发当地索要“车马费”“辛苦费”等。

自那以后，胥吏们收敛了不少。但这只是治标，并未从根上解决问题——张秉堃正在酝酿一个治本的“大招”。

咸丰六年（1856），张秉堃代理江津县知县，同样面临“三费”问题。考虑到相验、缉捕、招解三项用费“苛派滋扰”，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张秉堃率先“捐廉二百金”，并“劝募绅民，募资置产以为专款，以免下派滋累”。

三费银

经过一番力行和劝导，总计捐银8800多两，置买田房12契；他还亲自制定章程，委派有名望的乡绅管理……张秉堃在江津创办“三费局”的试点是有效的，“费归公家而不累民”，当地百姓“从此不受胥役需索”。

“江津模式”的成功，给了张秉堃极大的信心。两年后，他被调任巴县时，“亟欲兴办”这个“当时第一善政”。得道多助，当地士绅知道张氏“前任津巴，蒙设三费，士民并受其福”，也主动派代表请求抓紧设立“三费局”。于是，官民“公同筹议”，“按户捐资”，迅速“集款购置田业数处”，筹办工作推进得有条不紊。

但事与愿违，因云南、四川战事频发，张秉堃“力难两顾，事遂中止”。约五年后，巴县才正式设立“三费局”，“人民所引为至痛之事，至此乃大纾矣”。而此时，张秉堃已被调离巴县，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

办理教案，为民来去

张秉堃被调离巴县纯属意外。县志说他“因教案挂议去官”， 只有短短七个字，但事情并不像字面那样简单。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法国传教士范若瑟拿着清廷文牒，准备拆除巴县的崇因寺，改建为天主教堂，引起官民一致不满。

川东道台吴镐认为，崇因寺是重庆地势最高的地方，全城各地虚实一览无余，而法国“坚欲得此，其意难测，与之非便”。当地百姓则将崇因寺视为“渝中名胜，庙祀因之”。

张秉堃“探访众情”后，得出结论：今欲改天主教，实未允恰。于是道、县两级主官商量了一个折中方案，由官方别筹款项，另选一处建教堂。

三月，张秉堃传集全城绅士筹议新方案。集会上人语杂乱，“彼此争执，激成公愤。”绅士们很快召集千余民众，不仅拆毁了原有教堂，还摧毁医馆等18处地方、抄掠教民住宅20余家……

教案发生后，范若瑟通过驻京公使，向清廷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四川当局为平息事端，以“胆敢欺君罔上，自作主张”为由，将张秉堃远调到酉阳。

为民争利，结果被腐朽软弱的清政府当成“替罪羊”，最愤怒的是巴县百姓。张秉堃离任时，“士民遮道留饯者十余里，络绎不绝。”百姓的不舍，既有对他的爱戴，更多的是替他委屈。

谁也没想到，十多年后，张秉堃会再次回到巴县——因为另一桩教案。

光绪二年（1876），重庆江北厅数千乡民攻入城内，捣毁教堂、医馆数处，引得“川东震动”。两年后，四川总督丁宝桢阅兵至重庆，得知该案“相持日久，案悬未决”，下令速为了结，“断不能再为拖延。”

丁宝桢了解到张秉堃在重庆任职多年，“民心甚为爱戴”，又是因为传教士的控告而遭处分，于是专门行文川东道，指派已是陕西候补知府的张秉堃，到重庆办理教案。

据说，张秉堃协同其他官员，“不三日即书押定议”，妥善处理了这件积案。

张秉堃于咸丰元年题写的“别一洞天”石刻，现存江安

指挥防守，保民安定

张秉堃像“救火队长”，不是在解决问题，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路上。他官宦生涯的半数时间都在打仗，人在事上磨，维稳工作把他磨成了一位智慧型指挥官。

张秉堃到岳池时，太平天国的战火正由南向北蔓延，“川东粮仓”未能幸免。张秉堃致力于修筑防御工事，组织官民“预备守具，增修砦堡”，以一人之力“倡捐于四城内修炮台二十二座”，留下“增修武功”的名声。

到巴县后不久，又赶上云南李蓝农民军“扰动川东上游”。咸丰十年（1860）冬，张五麻子率农民军先后占领荣昌和永川，逼近巴县西界。

军情紧急，但“城中兵勇不足资防”，张秉堃立即“调三里团练，防堵三十余隘”。随后，他开始布置“空城计”，一面密令士兵砍下木头做成大炮模样，全部涂成黑色并派六人守一座“炮台”，如果“敌来则举炮拟之”；一面在城内收集白色布料，“裁为旗帜，不足充以纸，遍插山巅。”这番操作，让对方误以为山上防守充足，“历数十昼夜”而不敢妄动。

但疑兵之计归根到底是缓兵之计，几天后，如梦初醒的张五麻子开始向县城发动猛攻。张秉堃“督诸团勇，躬犯矢石，防守不稍疏”，最后谁也没有占得便宜。

祸不单行，焦灼之际的张秉堃又在巡守中发现一大漏洞——城西山涧旁“有窄径可循而登”，一旦被对方发现，则全城危矣。他迅速恢复镇定，心生一计——“亟督工造闸堵水。”

某日一早，果然有农民军“敢死数十人，冒险沿涧旁小径上登”。张秉堃获得情报后，令所有军士假装不知，等这队人马“将达寨垣”时，立刻开闸放水。

涧水暴冲，冰冷刺骨，农民军先锋部队全军覆没。后续部队看到仰攻失败，赶紧退回改道，结果“见群山旗炮如林，皆大惊曰：‘援兵至矣’，由八塘峰腰窜去，县以安定”。

直至清末，当地父老讲起“张红鼻子”的防守事迹，仍然“啧啧不去口”——因张秉堃“鼻赤其鬃”又平易温和，所以巴县人习惯称他为“张红鼻子”。

张秉堃调任小凉山地区后，则遇上了当地的红灯教起义。同治五年（1866），马边县宋世杰起义，率众入侵屏山县中都、秉彝（今新市镇）一带。张秉堃清点人马从屏山长驱直入，和马边驻军协同作战，“督团攻取杨家寨、下溪场，擒获匪目张哮咡、教匪宋世杰等，皆正法”，由此“地方肃清”。

经此一役，张秉堃被同治皇帝“赐花翎”，并以“老成练达”得到两任四川总督的保举，升任马边厅同知。

着眼长远，化民成俗

张秉堃的可贵，在于不论主政何地，总能做到“仕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其民”。如在江安“劝民筑塘堰，兴水利，葺城池，建养济院、校射厅，编保甲”，在屏山主持修建福延乡官路，将三类赋税减为一项，无不受到百姓支持和拥戴。

但官员的地方治理，仅靠这些具体的政绩是不够的，毕竟任期有限、终须一别。要使“政德遍涵濡”，必须将政德融入一方水土，作为精神风尚、文化底蕴和社会风俗留存下来。

张秉堃想到的头等大事就是兴办教育。在江安，他修建校射厅，为贫寒士子“添膏火”，并在闲暇时亲自“论文校艺，课读诸生”，当地学风为之一新。在巴县，“因张李之乱，窜扰县境”，学政试院等“半被毁折”，他一边稳定时局，一边组织民众修补场地，还为辅仁书院撰写碑记。在屏山，他“以叛产岁难钱百余串”用作学馆老师的薪资，多次到义学鼓励学子们“业精于勤”……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张秉堃还以实际行动来引导向善向上的价值观。江安人黄学海乐善好施，其祖父黄琮每年拿出五石米赈灾，张秉堃赠给黄家“恩施普被”的匾额，鼓励百姓积德行善。张秉堃在酉阳“辄无虚日”，但“戎马倥偬之交”，为新修的州志作序，主张“忠孝节义，有美必彰”，期望以此“培风俗而励人心”。在屏山，为纪念因保卫家园而牺牲的军士，他谋划修建昭忠祠……

《江安县志》记载了一个细节。张秉堃离任时，“清风两袖，士民重惜之”，在县城东门外为他立了一座四柱三门的德政坊。到民国初年，当地百姓为抵御匪患，就地取材加固城墙，把德政坊的横额完整地取下并直接嵌在东城墙内，以特殊的方式使之“仍垂不朽”。

一建一拆，仔细品味，引人深思。真正的不朽，不是石碑、石坊巍峨耸立，为个人做宣传。而是要甘做一块砖，自觉砌入守护人民的长城。唯有这样，才能减缓风化，才能“政德遍涵濡”，才有可能不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