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李永才：成都，一座诗歌构筑的美学圣殿

李永才（成都）

城市的发展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技术、经济、地理等条件在以前往往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但美国学者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在《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指出城市的某个区域可以作为表现特定文化价值的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城市中人们的关系可以形成和改变一些特有的文化价值。（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9版）

文化在城市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城市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个完整城市的发展，不仅要靠器物层面的增长，还要有以艺术、哲学、宗教为基础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提升。

文化因素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技术的制约，也受到文化的制约。

我生活所在的成都，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毫无疑问，可以佐证这一结论。

自唐代以来，成都就成为诗人到此必须要有所表达和抒写的地方。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韦庄、元稹、薛涛、王勃、陆游等，在成都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对成都的历史文化积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杜甫的一首《春夜喜雨》，将成都的春天之夜建构成一种传播千年的美学意象，让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恒久地陶醉于那种“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审美情趣中。

同样，他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由远及近，将成都的自然物象与人文景致进行白描一样的刻画，在恬淡而朴实的叙述中，呈现了这个城市那时的繁盛与闲适；在动与静中，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再看陆游的诗歌：“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晚年闲居故乡的陆游，回忆当年在成都西郊，被郊外遍植的梅花深深陶醉的情景，有感而发，表达了对成都花香生活的无限眷恋与怀想。

诗人对一个城市物产的钟爱，也一样会引发自己的诗情。“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蜀纸封巾报云鬓，晚漏壶中水淋尽。”（李贺《湖中曲》）

诗人元稹对蜀地风物的迷恋和对才女的钟情，更是毫不掩饰地流泻笔端。“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薛涛在他眼里，“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寄赠薛涛》）在他的笔下，成都是一个诗意浓郁、美女如织的地方。

在这些诗人的作品里，不仅表现了对成都万种风情的美好想象，也叙说了王朝衰败时的悲凉和感伤。“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国亡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成都一直是一个在诗的繁荣史上从未有过长时间衰竭的城市。不用再去回顾历史，就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来讲，蜀地诗群就是唯一能与北京现代诗群难分伯仲的诗人群体。当然，这一影响深远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心就在成都。对外面的人而言，这一切就如同一个诗歌所铸造的神话。”（吉狄马加《在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式上的致辞》）

1985-1986年，在成都，大学生赵野、唐亚平、邓翔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由八大院校，10多个学生诗歌艺术社团参加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编印了《第三代诗人》诗集，提出了“第三代诗人”的概念。与此同时，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社团也相继涌现。

“当时诗人数量之多，出现的诗歌流派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诗坛最活跃、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中，起码有数十位就是从蜀地走出来的……成都毫无争议地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诗歌运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之一，成都又一次穿越了历史，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始终保持了诗歌地标的重镇。”（吉狄马加《在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式上的致辞》）

一代又一代诗人，在这里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一个城市集体的，广泛而深入的生命体验。

今天的成都诗人，更是以一种独立批判的精神担负和现代性的艺术审美情怀，不断拓宽审视时代和社会的视野，深入到人性与历史的层面，去挖掘生命的尊严。把日常公共生活题材，经过内在的精神提升和转化，赋予其新的美学内涵和审美意蕴，从而让读者产生心灵共鸣和审美愉悦。

诗人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同时，又始终不忘把那些神性的、形而上的、终极意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作为诗歌创作的精神高度和审美向度，将理想主义的光彩纳入诗歌抒写范畴，努力以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彰显诗歌的先锋性、时代感和文本的美学价值。

诗歌的血液，始终在成都的历史脉络中流淌。魅力无限的诗意，已深深地融入了一个城市的公共生活，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主流审美方式。

这就是诗歌构筑的世界，充分彰显了一个城市的精神境界与美学气质。这种诗歌构建的广阔而新鲜的审美空间，承载着人们的精神向度、美学因子和烙印般的生命体验。

一方面，通过诗歌的阅读和鉴赏，可以丰富和拓展市民的审美视野和审美情趣，让他们从日常生活的商业美学和消费文化场景中走出来，参与和体验更深层次的审美活动。

另一方面，又为诗人突入和展开艺术触角，进行个体的生命体验提供深厚的美学土壤，让诗人从人间烟火的现场，发现诗歌创作题材，寻找诗意的审美灵感。

诗人通过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美学转化，凸显一个城市的艺术品位和文化价值。对市民而言，“通过人生的艺术化和诗意化，来抵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个性泯灭以及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使人不会成为物化的存在，不会成为机械生活整体的一个碎片。”（王志清《诗为什么在远方----我序宋本王孟集之感想》，《光明日报》，2018年5月13日，第05版）

在诗意的生活中，体现尚美人格，实现潇洒高蹈的生命意义。通过诗歌阅读和欣赏，实现超越感官体验后的审美自由和精神愉悦，这种诗歌审美追求，完全契合朱光潜先生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的美学主张。

从文化历史的视角看，一个城市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物质形态是生活在该区域的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作用，以及进行文化活动的历史积淀。而人类的文化活动是一种运用智慧改造物质世界的创造性活动。

人类通过认识自然，并对此进行抽象的概括、加工而形成图像、规范、礼节等模式，以及赋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习俗、思想等。把自然界原有的物质改造成人类“文化”的活动。（李莉、李泓慧《浅谈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2015年第31期）

毋庸置疑，诗歌是人类这种文化活动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在时间的深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经典的文化记忆，以及它的文化藤蔓和诗意根系。

成都尤其如此。独享岷江之水，孕育万顷平原。星罗棋布的古塘水榭，千年流淌的锦江府河，守候着这个城市无处不在的公馆和庄园。

每一处都隐约散发出醇厚的诗歌气息。街头巷尾，偶尔闪现的一角青瓦屋檐，一处斑驳断墙，一袭旧袍身影，在诗人的眼里，都可以成为一个陡峭的意象，一缕忧伤的诗情，一首大美的诗歌。

透过后现代的物欲和喧嚣，从那些被文化浸淫过的院落或深巷，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内心，无处不闪烁着独特的诗意气质和美学光芒。

于成都而言，诗歌无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当我们把一座城市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便在瞬间成为一种精神和感性的集合体。也可以说，正是我们从诗歌的维度去关照成都时，这座古老的城市便像梦一样浮动起来。”（吉狄马加《在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式上的致辞》）

一个城市的历史器物是文化记忆的物质本源，是文化积淀的物质依附。

翻开成都的文化历史黄页，可以看见，每一页都记载着这个城市口口相传的诗意童话，梳理着古今诗人的深情歌咏。

透过成都那些源远流长的历史物象，你可以发现时间深处的真相，那就是这个城市独特的精神世界，被千年诗书养育得越来越具有鲜明的美学气质。那就是渗透进成都人生活每一个细节的诗情画意和美学意蕴。

在这里，诗歌的美学情趣引领人们具体而真切地感受生活之曼妙，通过诗歌艺术的审美，俯瞰我们现实生命的充盈和自由，并赋予一切日常生活深沉而永久的意义。

【作者简介】

李永才，男，重庆涪陵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诗歌》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绿风》《诗林》《诗潮》《诗江南》《山花》《延河》《山东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等400多种刊物，作品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多种奖项，并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汉英双语年度诗歌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数十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南方的太阳鸟》等多部。领衔主编《中国诗歌版图》《四川诗歌地理》等诗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