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西汉辞赋家扬雄：四川历史首位百科全书式人物

四川历史名人·名家荐名人⑨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人才与自然的联系，一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多年钻研四川地方志，挖掘川内精气人才，熟悉四川地理状况的蒋蓝，形成了独特的感悟，“这么多年来，我走遍四川、乃至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名山大川。我发现四川的山形，有自己一个突出的特点：跟北方的山形多波浪起伏、连绵不绝、形成大山脉不同，蜀山则更表现为异峰突起，少有旁系。四川出人才，也与此类似。像司马相如、扬雄，他们少有谱系传承脉络，多是一枝独秀，很难找到其传承脉络谱系。这其实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呼应的道理。”

异军突起虽然可贵，有精英人物的带动，有顶级学院的系统培养，对一个地方的人才培养，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古有文翁石室，近有尊经书院。清代末年的四川尊经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绝响，胎息了现代教育的胚芽。在清末大儒、尊经书院第三任山长王闿运的带领下，为四川培养了一批大学问家，以廖平、刘咸忻、宋育仁、吴之瑛、沃邱仲子等人为代表；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实践方面的革命家，比如喻培伦、邹容等。”

作家蒋蓝对四川历史钻研已久，多有独特心得。四川的历史名人，李白、苏东坡的伟大和重要，已经是绝对公认的四川历史，名人，毋庸置疑，绝对不可错过的理由也被多人陈述完备。其他几位同样不容错过的四川历史名人有：扬雄，常璩，陈寿，李密，诸葛亮，张船山。

张纲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扫秽除恶 可惜26岁早逝

张纲 ，字文纪（108-143年），东汉犍为郡武阳（今彭山）人，张皓之子。张纲少年时勤奋好学，对经学有一定研究。他虽出身官宦家庭，但少纨绔习气，能严格要求自己，很注意节方面的修养。初，地方上推荐他为孝廉，未去就职。主管教化的司徒知道张纲品学兼优，是个人才，便征召他担任朝庭御史。东汉顺帝刘保，是由宦官扶持当上皇帝的，因此，外戚与宦官权势很大，互相勾结，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危邦乱国。目睹此情，张纲深以为忧。他常感叹：现在秽恶满朝，不能扫除国家灾难，虽生，我也不愿。于是毅然向顺帝上书，陈述对国事的见解和主张。他说：汉朝初期，国家是兴旺强盛的，文帝和明帝对道德教化尤为重视，成效显著，其原因是执政者能恭俭守节，重视道德修养。近期来，赏罚不遵旧典，无功小人受禄，这样做，反而害了他们。希望皇上“割损左右”以顺天下人心。奏章呈上去，竟被搁置。

当时天下群雄并起，啸聚山林，朝廷鞭长莫及。顺帝一面向上天祈求保佑，改永和六年为汉安元年；一面派遣8名专使巡行各州郡，宣讲圣上的威德，推荐人才，弹劾奸佞。专使多是资深博学名士，身居要职，只有张纲年纪最轻，官位最低。离京出巡到近效洛阳都亭，张纲将车轮卸掉埋在地下，愤然宣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随即草拟奏章，立即弹劾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尸位素餐，不堪其职”；又揭露司隶校尉赵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并用槛车将他们送交廷尉治罪；还指控鲁相寇仪有犯罪行为，寇仪闻讯，畏罪自杀。张纲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历数梁冀等十五条罪状，京城为之震动。

让蒋蓝感慨的是，张纲一生最为传奇的，在于平息广陵（扬州）的地方豪雄张婴。不是动用武力，而是恩威并用，用个人的魅力感化张婴。张纲在广陵一年，病殁于任上，时年仅26岁。前去哀悼百姓不计其数。自张纲染疾，当地父老为他祷告求福。人们说：“千年万载，何时才能再遇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披麻戴孝，负灵扶柩至武阳，直到安葬完毕才挥泪而去。至今扬州市江都设有张纲镇，就因西汉时期官员张纲开通运河灌溉农田而得名。自此以后，这条河就叫“张纲沟”，古镇也命名为“张纲”。

扬雄

“辞赋家”称号对他太浅

四川历史首位百科全书式人物

对扬雄，一般多提到他的辞赋，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扬雄年轻时崇拜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因为扬雄的辞赋成就可以媲美司马相如，后世将两人合称“扬马”。蒋蓝看来，“这显然太浅了。在哲学思想上，扬雄要比司马相如更深。”扬雄不仅仅是辞赋家，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事实上应推为继承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精神的文化巨人，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由于种种原因，学术史对扬雄这方面的评价不够，挖掘也不够。”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都区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后来扬雄又认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放弃汉赋之后，扬雄潜心学术、努力著书，先后撰写了《太玄》《法言》《训纂篇》《州箴》《方言》等思想著作。

班固《汉书》记载扬雄：“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还赞扬雄“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蒋蓝认为，这正是点中扬雄最可贵的部分，“扬雄融会儒道两家思想，创造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扬雄比拟《易经》写《太玄》，比拟《论语》写《法言》。可见他强大的思想构建能力，这也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太玄》是一部哲学著作，融儒道为一体，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作出了他的理解和解释。《太玄》虽仿《周易》，但二者思维方式不同，《周易》的世界图式是采用阴阳二分法展开的，《太玄》则采用天、地、人三才三分法来叙述天下九州大一统思想，对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以及事物的多元复杂性都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在《法言》中，扬雄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写成了一部记录全国各地方不同语言的著作《方言》。这不仅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记录与研究方言的名著。

蒋蓝说，扬雄在《太玄》《法言》中表现出很大的灵气和独创的思想勇气，“他不是直接照搬《易经》和《论语》，而是将之与四川的地缘文化、道家文化有所结合。更善于启发人的灵悟，而不是《论语》中注重渐变和积累的成长。”扬雄生长在郫县，对古蜀历史非常关心。他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影响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简约地、第一次保留下来，尤其将杜宇“教民稼穑”“德垂揖让”、开明“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记载下来。扬雄完全称得上四川历史上首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常璩

地方志《华阳国志》作者

建议相关专家可以写常璩评传

“华阳”即华山之阳，指秦岭以南，为古巴蜀所在地，《禹贡》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一语，《华阳国志》书名即来自于此。全书分为十二卷，即十二志，11万多字，记述巴蜀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间的历史、地理、风俗、掌故、人物等全方位的知识。此书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精丽，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乃至成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撰写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体制系统完备的地方志书，在中国方志学史及中国文献学史上有很高声誉。自此书以后，“方志”一名才正式确定，“方志”性质也才由最初一方地理历史纲要之书，演变为记述一地区古今各种事物的百科全书。此后一千多年来，常璩所开创的志书编纂体例，一直为历代编撰地方志者所借鉴。地方志作为一种特殊体例的史书也逐渐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一直沿袭至今。常璩亦因此被后人尊为“华夏方志鼻祖”，其开创之功，永载史册。

根据目前能搜索到的资料，常璩（约291-361），字道将，东晋蜀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一带)人。生平事迹不详。四川崇州市常璩广场的常璩铜像基座所嵌铜牌有这样的介绍：蜀郡江源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州市三江镇）人。成汉政权时期，曾任散骑常侍，侍从皇帝，掌理文书，参与要政决策。归晋后，入密阁，掌著作。

“作为如此重要著作的作者常璩，目前被学界研究、了解的程度却远远不够。”蒋蓝说，“虽然搜集史料有客观困难，但是建议相关专家可以写常璩评传，给后人多推广这位伟大的地方志作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绘图 杨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