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 文/图
1945年2月9日，范旭东又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电报，道明这一机会来之不易，并辩解说美国人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急迫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在谈判的时候，对方还推诿说不要急，等战后再议。但经过极力的周旋、说服，美方才勉强同意，所以机不可失。同时，范旭东还强调了给美国银行贷款的重大意义：“战后此举成功不啻为吾国工业建设利用外资开其先河”。其实他真正急的是怕事情有变，因为当时正是国民政府准备进行选举，外面传说各部的人员有变动，“深虑全功尽弃，焦灼不堪。”
先栓紧一头。永利于1945年5月1日在华盛顿顺利与美国银行签署了借款协议，“在交涉期中，复荷驻美大使遵照政府旨意对该行加以鼓励，卒底于成，合同于本年五月一日在华盛顿该行签字，即于当日摘要提前电报钧部。”事至此，就等政府担保了，只要再把政府栓牢，就大功告成。
1945年6月29日，范旭东专门给翁文灏致了一封函，附上了借款合同原文及译本，报告了向美借款一事，其中就谈到与美方银行的借款过程颇费周折，希望经济部尽快备案和予以担保。
永利久大在天津的总管理处办公室
美国银行翻脸，又遭遇范旭东之死
这时离日本投降仅仅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了，抗战胜利在即，而借款之事也仿佛看到了水到渠成的结局。然而，就在这时，永利得到消息，与美国银行的贷款协议不予通过。政府突然翻脸，不同意永利向美国银行贷款，此事事先无任何预兆，突然来临，让精心运作了近两年的“十厂计划”化为泡影。而关键是，战争一旦结束，全国复兴形势必将顷刻而至，金融贷款势必困难重重，永利虽有远见卓识，但终不敌时运左右，一番创业苦心全都付诸流水。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沙坪坝南园去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国，举世皆惊。陶行知说：“中国新兴工业之一颗光辉的巨星落下来了。”
范旭东死于急性胆化脓症，但有人始终不相信，坊间流传着是因为没有贷到1600万美金的事情给气死的。
何熙曾是范旭东的留日同学，交谊甚笃，他在《‘永久团体’杂忆》中写道：“1945年10月3日我在成都处理峨眉酒精厂的事情，忽见报载范旭东在渝病重，我急乘美式小吉普车，日行四百公里赶到沙坪坝，孰知旭东已于三日晨溘然长逝。他是急性黄疸病，而当时留德初回国的青年萧医生不知急性黄疸的厉害，治疗欠当，致病急变，三日三夜即死去。”何熙曾应该是为范旭东最后送行的人之一，对当时的情况比较清楚，以当时的情况，范旭东固然郁闷，但直接导致他去世的原因还真是胆化脓症，实出意外。
但范旭东之死，引发了社会的广为关注和思考。1945年10月9日的《中国日报》在社论《顾念民族工业，悼范旭东先生》一文中写道：“我们不知道范先生突然弃世是否由于忧虑前途，但我们只知胜利来到，人人高兴，然而先天不足的民族工业此时正遇到极度的困难，不容我们不加注视。”
永利向美国银行贷款1600万美元的中英文合同（局部）
选出继任总经理，“后范旭东时代”开始
1945年10月13日，陶行知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了《范旭东先生之死--追思死去的范先生，爱护活着的范先生》的文章，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范旭东的死不仅仅是身体生病的原因，也是现实的极度压抑和精神的崩溃导致的。
1945年10月21日下午，范旭东追悼会在重庆南开中学午晴堂进行。毛泽东写了八字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周恩来的挽联是：“奋斗垂卅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发展，深痛中国失先生。”那一天，会场的花圈挽联堆积如山，却有一副不显眼的挽联让人震撼：
“已矣失却建国家之豪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范旭东死后的10月15日，孙学悟、萧豹文、范鸿畴、余啸秋、侯德榜等五个永利最核心的人物坐在一起，共同商量范先生的后事。他们定下了两个最重要的共识：一、范先生对中国化工致力四十年，其手创永久黄三事业，应维持完整不堕；二、范先生对本团体各事业已领导步入国际路上，同人应本其遗志，继续努力。
10月22日，永利董事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11月5日，久大董事会又推范旭东的胞弟范鸿畴为代总经理。永利、久大暂时有了新的领导人，这也意味着“后范旭东时代”开始了。
在四川五通桥建厂之初，范旭东给王缵绪的信
时隔一年半后，永利终于取得借资手续
抗战结束后，“新塘沽”的人马大都回了天津，永利又要奔新的前程了。当时永利面临两大工作：一是接收当年被日本人侵占的碱厂，一是“完成扩充”“增加生产”。但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出现好转，反而是在继续恶化，市场凋敝，通货膨胀更厉，永利生产很快陷入停顿状态。到1949年，永利不得不采取非正常的谋生手段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如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棉花、粮食、化肥援助，永利利用完善的销售渠道帮助销售化肥，提取2.5%的佣金，赚了十万港币，“亦陆续由香港调沪应用矣。”应用什么呢？此时的永利“基本上靠在上海搞投机（黄金、美钞买卖）为主要业务。”
在范旭东去世后，永利的情况未见任何改善，但面对困难的局面永利还在努力支撑和积极寻求改变中。1946年3月20日，永利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重启范旭东与美国出进口银行1600万美金贷款合作协议，并报请政府由中国银行担保。这件事其实跟范旭东的死有很大的关联，当时社会反响非常大，批评非常尖锐，国民政府迫于民意压力只好改口同意永利的向外贷款要求。会后，侯德榜即赴美国完成一系列的手续，一个月后回国，事情还算顺利，贷款基本落实，就只剩下把“去年度资产负债表及各厂状况从详呈报即可动用”了。
又过了半年，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永利，称上报的函件已经“盖印转送并批复在案”。在这份通知的原始档案上还附写有一句话，明显是永利负责人在阅后的签复，“保证单已由周孟庵先生赴京取得，并备文送外交部签转。十二，十四。”这说明时隔一年半后，永利才终于取得了向美国银行借资的合法手续。
永利到底向美国银行借了多少钱呢？1956年，永利公司致函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要求偿还美国出进口银行剩余借款本息。上面显示借款总额是170万美元，实际动用了143万多美元，1947年5月正式签定协议，按合同于1952年开始还本付息，要求1958年清偿完毕，而永利在1956年9月14日提前全部还清。这也说明，永利实际给美国银行贷款仅仅只用了计划的十分之一多一点，距离1600万美元还差很远，当然，“十厂计划”也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告终。
侯德榜一家在五通桥
来了个“空降兵”，引发了永利的帮派暗斗
范旭东死后，为了纪念他，永利董事会决定设立了范旭东先生纪念荣誉奖章及奖金，成立了评议委员会，每年由永利提供40吨硫酸铔的货值来奖励。另外又决定在塘沽为范旭东立一块纪念碑。
1948年6月，傅冰芝去世，这又是永利的一大损失。傅冰芝一直是永利川厂厂长，集川厂建设、生产、发展重任于一身，在建设新塘沽中他算得是最大的功臣。后来永利复员天津时，他从五通桥道士观永利码头出发，带领人马出川江，回到天津他又任永利铔厂厂长，并于1946年8月让铔厂开工生产，他有身先士卒的精神与魄力，被视为永利的“完人”，声誉很高。
傅冰芝一走，要找到能够替代他的人不易。侯德榜当时正在美国，也在为此事焦心，那段时间他认识了湖南长沙人李承干（1888-1959），此人早年留学日本，曾经当过金陵兵工厂厂长、兵工署二十一兵工厂厂长等，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侯德榜便邀请他一同回国，加盟永利，并与之在7月同船抵达天津，李承干被任命为永利协理兼永利铔厂厂长。但对于这个“空降兵”，永利内部议论纷纷，也颇为抵触，激化了永利原有的帮派暗斗。在范旭东之后，永利管理高层的变动已经影响到了原有的格局，而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永利这只大船更加摇晃不安起来。
李承干刚刚一到永利，就遇到强劲的阻力，有人寻机闹事，让他颇不开心，在1948年8月和12月两次拂袖而去。主要原因是“李是公司新进人物，有很强的个人事业心，受湖南派暗中抵拒，不能掌握实权。”所以，李承干一直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来革新永利事业，在他看来永利也是个帮派林立的堡垒，外人无法轻易撼动，他对后来积极支持永利公私合营起到了关键作用。李承干在离开永利后就加入到了政府中工作，成为了第一任国家计量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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