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艺人排戏。
老成都艺人排武戏。
旧时的戏楼。刘孝昌供图
悦来茶园拟上演新戏《女侦探》的呈文以及批复。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千百年来，锦官城丝竹管弦之盛，到了晚清以及老成都时期，川戏更是“霸道”。
据宣统年间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览·成都之戏》，当时成都以及周边，起码有数十个川戏班子在赶台演出。不管是会馆演出，还是露天坝坝戏，每年大概有350个剧目在上演。
地位低下
早期被蔑称“跑摊匠”
后来川剧艺人们赶台口的奔波疲劳也得到一定缓解，川剧表演有了固定的场所，戏文质量渐佳。艺人敬业，对川剧的追求也更加精细，使得川剧表演对味又传神，且多样化。《民国时期的老成都》一书中曾讲述，因为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感，使川剧戏剧可以达到“奇言惊四座，妙语解人颐”的效果。更令人赞叹的是，川剧艺人总结了许多表演的技艺，一个眼部的表情，或者神态的变化，都能总结出十种演绎方式。例如小生风度的展现，光是这小生中的书生，都有瓜、秀、酸、呆、俊、刚、柔、狠、浮、伪这十种表现。
川剧艺人对自己的职业多少葆有初心、热爱和尊重，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却只配称一声“戏子”。四川省民俗学家刘孝昌介绍，这和艺人的工作性质以及社会背景分不开。早先这些艺人东奔西跑四处卖艺，坝坝上、田坎边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场地。“别人就喊他们‘跑摊匠’，提个戏箱子，装上宽松单薄的戏服，谁给钱就给谁唱，完全靠别人赏口饭吃。”混得好点的、会来事儿的就去官府唱戏，一般的低端的就取悦平头老百姓。不事生产，不安于乡土，所谓冲州撞府实则“逢场作戏”。
气节精神
川剧圣人不染诲淫诲盗
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仍有不少川剧艺人对自己的坚持和要求。“宁肯让人说我瘟，不愿让人说我丑”的川剧圣人康芷林就是一位。
一生演戏数百场，可从未见康芷林唱过诲淫诲盗的词。他有个原则，但凡损名败誉之戏，他绝不出演，也更不会让徒弟有所涉及。
“虽然观众在发笑，不一定是完全笑你演得好，其实有的是笑你做得丑。”康芷林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徒弟，让他们在台上的演绎更能把握好分寸。尽管为配合剧情需要，或者观众的口味，演调情戏不可避免，但演调情戏不淫，淫词多的戏不演，成了康芷林所在“三庆会”的优良传统。
对角色的准确把握，不糟蹋或者丑化戏剧人物也是康芷林所强调，在他看来也是让自己、同辈和后辈的演出，做到“不丑”之必须。唱旦角的刘世照，在演出《红袍记》时曾受到过康芷林这样的指点。
一次演到《夺棍打瓜》一折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高：“如不制服妖精，夫妻如何度日？”
李三娘：“老子，老子！我不要你去，我不要你去！”
刘世照的两声“老子，老子”被康芷林严厉批评。“好好一本《红袍记》，被你演坏了。李三娘虽是员外之女，却看上了当时还是长工的刘高，可见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康芷林认为，这粗俗又夸张的演绎，把好端端的女子演成了泼妇。“我康芷林不是那样的人，我就不得唱那样的戏。”戏正因为人正。在平日生活中，他眼中也容不得身边丝毫的伤风败俗。“三庆会”的艺人曾侮辱一个科生，被康知晓后怒扇其耳光。“‘人之儿女，己之儿女’，‘三庆会’的科生，都是我们唱戏人的子弟，你的兄弟也还是里面的科生。要是别人也这样糟蹋他，你的心头痛也不痛？”这也是他人生唯一一次动手打人。
社会责任
排戏劝民众远离鸦片
老成都时期，成都鸦片横行。曾有“只要三人同路行，必有一个瘾民”“十户住家人，六家有烟灯”之说。鸦片祸害个人和家庭，让一些川剧艺人怒恨交织，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排演戏剧来警醒世人。
在成都市档案馆，有一份1914年9月第二区警察署向四川军事巡警厅上报悦来茶园拟上演新戏《女侦探》的呈文以及批复。
其中，警察署向军事巡警厅报告说，悦来茶园最近新排演了一出劝导戒烟（鸦片）的新戏《女侦探》（又名《烟民镜》），并附上了剧本和戏院的广告，请审查可否公演。军事巡警厅的批文是“该戏本词旨尚无谬误准其拟演”。
据成都市档案馆编研人员介绍，《女侦探》故事主角是一名叫徐永龄的烟民。其嗜烟成性，不知悔改，甚至在他成婚之际，烟瘾突然发作，便抛下即将拜堂的妻子以及高堂上的双亲，偷偷溜入烟馆，以逞一时之快。拜堂之际找不到新郎，新娘女扮男装去烟馆寻得徐永龄，怒将其告官。最后，判案官人先让新人拜堂成亲，再押送徐去戒烟。
艺术源于生活，故事结合社会背景，情节设计新颖，通过人物刻画，也足以见当时艺人的才能和用心。
赋税太重
济贫演出申请免捐税
抗战时期，为凝聚民心，老成都的艺人们也尽心尽力，通过募捐，义演等形式来动员民众。刘孝昌介绍，往往艺人们旧剧新唱或者填写新唱词来表达抗战之决心，必胜之信念，表达拳拳爱国心。不管是文天祥卖家当建义军、被俘后仍不低头的壮举；还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复国复仇之佳话，都被艺人们重新排演，借古喻今。“当时到成都视察部队的冯玉祥听了艺人肖楷成《托国入吴》的演绎后，深受感动和鼓舞，特致信赠诗一首：“君臣把袂风萧萧，凯旋欣看浙江潮。唱述越勾亲尝胆，含羞忍辱反吴曹。”
此外，类似于如今“说唱”的清音唱词，也是大众抗战激情和决心的承载。川剧艺人利用金钱板便于携带，演唱灵活，叙事性强的特点，谱写了大量关于抗日的唱词，内容简单且押韵好记，朗朗上口，在民众当中传播很广。
“思想国情叹一声，咬牙切齿恨倭人。前方奋斗在拼命，后方援助宜速行！”成都清音艺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创演了《国情恨》《五更叹国情》《送郎去当兵》等许多抗日小调，揭露日寇凶残汉奸卑鄙，歌颂抗日战士。
艺人们身体力行宣传驱除鞑虏抗战救亡，或者行善济贫、义演筹款。可因为演出赋税的繁重，让他们面临窘境，透露出一丝辛酸。
成都市档案馆内，珍藏了一份1922年1月东四分署给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四川省会警察厅）关于西方新剧院艺人拟演戏筹款济贫请免捐税的呈文。档案显示，艺人白超脱等请求在成都锦新舞台（盐市口附近中心街）演戏捐款以赈济贫民，同时请求四川省会警察厅免除演戏的戏捐、医药捐和印花税等。
“档案既表现出成都艺人悲天悯人的爱心，也反映出当时的戏曲捐是压在成都艺人身上沉重的负担。”成都市档案馆档案编研人员介绍，就算面临不公和打压，他们仍活出了自己的天地和态度。
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档案资料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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