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入世谈判关键时刻,朱镕基出马解决了最难问题

封面新闻 2018-12-09 22:22 40330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张路延 摄影 忻晓松

龙永图,一位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他自己总结说,在他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亲历了三件大事:

一是,1978年他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时候,亲历了中国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开始接受国际援助;二是,亲历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三是,把博鳌亚洲论坛从名不见经传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

11月17日,海南三亚。在一场会议的间隙,龙永图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龙永图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接受援助成破冰之举

1961年,18岁的龙永图考入贵州大学。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并“希望通过英文阅读来理解最原始的英文文学”,在前辈的建议下,龙永图从中文系转读英文系。而这次对专业的选择,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5年毕业后,龙永图进入当时的外贸部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与西方进行接触。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1973年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学英语出身的龙永图便是其中之一,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人叫杨洁篪。20多年后,他们分别担任过外经贸部副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

龙永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了一年的国际经济学专业。1974年回国后,进入经贸部担任翻译。

1977年9月,34岁的龙永图再次因为语言优势,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员。此后,又成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一名官员。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龙永图亲历了中国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

“中国过去从来不接受外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龙永图说,当时他分管的工作正好是联合国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只有中国不接受,人家都觉得挺怪的,有点自我孤立的感觉。所以我们不断向国内报材料,讲接受联合国援助并不是接受一种施舍,而是国际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龙永图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没过多久,国内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纽约,决定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了。

在龙永图看来,这是中国真正加入世界大家庭的破冰之举。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龙永图得到各方好评,几年内便晋升为联合国的高级官员。

1986年,国家外经贸部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和联合国打交道的人,龙永图又成为最佳人选。他没有犹豫,当即放弃在联合国的高薪,回国任职。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图片

参加中国复关谈判

在龙永图回国这一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当时,龙永图担任的是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主管联合国开发署对中国的援助。

1992年1月,49岁的龙永图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复关谈判,由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龙永图曾回忆说,当时一般国家加入世贸只用1年到3年的时间,中国用了差不多16年的时间。而最初的6年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

由于当时的话语体系以及经济体制,中国使用的是“商品经济”一词,翻译成英文是“commodity economy”。龙永图说,人家不懂这个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紧接着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顶层设计的改变,解决了中国入世最大的问题,从1993年开始,谈判进入密集期。

在1993年和1994年,中国曾做了一次冲刺,希望在关贸总协定转为世贸组织之前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龙永图回忆说:“我当时确实是带着代表团作了一次很大的努力。如果说我们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能够闯进去的话,那我们就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

但由于美欧的掣肘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也就在这一年,龙永图接替谷永江担任中国谈判代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开始运作,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11月,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的谈判。

1994年复关谈判受挫未果至1998年中期,虽然经过多次磋商,但谈判僵局一直未能打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副本)

朱镕基推动谈判结果出炉

在入世谈判中,最难“啃”的对手就是美国。

龙永图说,当年世贸组织130多个成员经济体,只有30多个成员经济体和他们进行了谈判,其他没有参与谈判的大多数,则是相信美国的谈判立场可以代表他们。

因此谈下美国,就意味着中国消除了中国入世的主要障碍。期间,中美之间的谈判,前后多达25轮。

中美最后一次谈判,是在1999年11月进行的。这次谈判不仅是一场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也是一场心理战。

1999年11月10日,美国代表团抵达中国,双方的“艰苦”谈判开始。等到11月14日,双方谈判基本上破裂。14日凌晨,美方代表突然中断磋商离场,并准备奔赴机场回美国。

当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根据朱镕基的指示,龙永图与美方取得联系。

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当天凌晨4时,龙永图与美方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

实际上,当时美方已准备好了所有谈判的协议文本,双方一页一页核对完后,最后剩下七个问题,“对方说,这七个问题,中方必须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前面谈的所有协议都不作数。”

在最后关头,龙永图给朱镕基总理打去电话。朱镕基总理来到了谈判的第一线,直接推动了谈判结果的出炉。

龙永图后来回忆,谈判开始后,对美国人抛出的前三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有些担心,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没有授权,但朱镕基回过头来对他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从第四个问题开始,朱镕基对美方表示,后面的几个问题你们也该作点让步了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五分钟后,美方同意与中方达成入世谈判协议。

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时使用的台笔(左)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

从1986年开始,中国“复关”和“入世”之路经历15年。从1992年开始参与谈判的龙永图,则是其中重要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龙永图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人家外国人说,可能你做的事情是个Long process,是很长的一个进程。”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节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时会议主席使用的木槌(右)

为“博鳌”拒绝了安南的邀请

除了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外,龙永图这个名字,还和中国最著名的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紧密相连。

在龙永图的回忆里,博鳌亚洲论坛的举办并非顺风顺水,也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刚开始的头两年,因为缺乏举办国际会议的经验,也出现过许多失败教训。

“2003年那次,午餐会的时候,因为人多,准备的菜、桌子都不够,我看到了董建华先生作为香港特首,拿了一个盘子东转西转想拿几个菜吃都找不到,我赶紧吩咐人给董特首拿一点菜吃。听说李泽楷先生那次也来了,他是住在一个简单的酒店里面,房间里面没有厕所,他半夜起来,到走廊里面找厕所,这对于他来讲可能也是难忘的经历。”

而要搞好论坛,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要有好的嘉宾,龙永图说,如果没有好的演讲家,再一流的设施也白搭。

“当时请演讲嘉宾很不容易。”龙永图举了邀请李光耀的例子。

因为担任中国入世谈判代表时,他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新加坡参加部长级会议,和新加坡外交部长比较熟悉,就请对方帮忙引荐,拜会李光耀先生。“他见我的时候就开门见山说,我知道你英文很好,我们今天干脆用英文交谈吧。那天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很开心,我就请他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他最终答应了。”

2005年,已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收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一个邀请,“他邀请我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秘书长,他说如果你去担任这个秘书长,那将创造一个历史,这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联合国一个专门机构的第一行政首长。”

当时博鳌亚洲论坛还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另外龙永图的父亲在2003年去世,母亲还处于极度悲伤的时期,“我想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的母亲。”龙永图说,“所以我放弃了,继续干我这个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在龙永图的带领下,经过八年时间,博鳌亚洲论坛由名不见经传,成为今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组织。

龙永图说,博鳌亚洲论坛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反应了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这让全世界开始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身上。

对话龙永图:

“整个入世的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在您看来,这个入世的过程,对中国当时进行改革开放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龙永图 :整个入世的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开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受国际规则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接受国际规则的过程中,就使得我们能够对我们国内的体制、营商环境及一些标准,能够做出一些改善,使我们的规则体系和营商环境,能够逐渐符合国际标准和国际的规则体系。

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环境中进行。比如说我们过去搞外贸,只能由少数的外贸公司垄断,后来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成千上万的企业都可以直接搞外贸了,解放了整个中国外贸体制的生产力。所以这是用开放的手段,来促进国内体制的改善。

记者:入世过程中,中美最后一次谈判时,是您给朱镕基总理打的电话?

龙永图:当时中美已经到了谈判的最后关头,对我们谈判的这些一线的同志来讲,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这个时候只有由中央的高层来做政治决断,所以当时我打电话给朱镕基总理,他亲自到了谈判第一线。

对于美方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关于解决反倾销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当时的底线还是只能是五年,后来朱总理提出,可以把它延长到十五年,这就使得美国觉得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调整,所以他们后来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也作出了一些让步。比如说化肥和一些主要农产品、农业资料的进口,还是由中国政府来调节。

记者:当时朱镕基总理在当应美方的前三个问题时,您曾给总理递条子上去,写着没有授权,是这样吗?

龙永图:是啊,因为在总理最后进行谈判之前,这七个问题,当时的授权都是作为不可让步的一些底线。朱总理上来以后,就在三个问题上做了让步,当时我意识到朱总理日理万机,对一些谈判的细节可能不是很记得住,所以我就提醒总理。但是朱总理为了最后解决中美谈判的问题,做出了一些调整,来换来对方的让步,最后促使整个协议的达成。他从一个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来解决了一些谈判的细节问题。

人物名片

龙永图(资料图片)

龙永图

1943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理事、秘书长;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团长、首席代表。由于他对中国入世的巨大贡献,“龙永图”三个字,也成为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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