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神权 六地文明汇聚三星堆

铜虎照片

法国人类学家所罗门·雷纳克说：“艺术本身起源于信仰。”

在古蜀，信仰的引领下，安然生息的三星堆居民感恩自然，崇尚图腾与先祖，想方设法祭奠、取悦神灵，创造出一大批夸张瑰丽造型奇特的神器祭器

这更像是一个谜，三星堆古朴而浪漫的神采引人发问：它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如何壮大？

骑虎人像图

在一次整理三星堆文物时，考古学家赵殿增盯着眼前的跪坐铜人像和虎形器座，记起曾有人提出，两者可以组合在一起，便小心翼翼地试了一下，果然，惊喜一幕出现--人像恰能端坐虎背，两器合一，无缝贴合，浑然天成。在此启发下，赵殿增顺势溯源，认为4000多年杭州良渚遗址里的“神徽”“骑虎神人像”，可能就是其原型。

随着赵殿增比较的继续，一条通向三星堆的传播之路渐进勾勒：青铜立人像或许与辽宁的玉质立人像有渊源关系，牙璋可能源自于陕北，铜牌饰造型受河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埃及新王国时期标志性的金仗与面具，也随着文明的交流，辗转引入；南亚的海贝象牙和神树造形，也一路蔓延而至……

如此远距离的交流，就像丝绸之路一般通达，宛如织网传播起信仰。在信仰的引领下，他们向着这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亲近。

A/包容吸收

道家意趣，包裹海内外之形、材精华。

自然之趣

道家雏形思想开始挥洒

人文，总是与地貌匹配，而自古代流传下来的典故，更是像一面窥视镜，将最原汁原味的人类思潮反射而出。在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殿增的眼里，在中华大地上，最初分野出两个迥然的体系：类似儒家的氏族王权与近乎于道家的自然神权。

北望中原，数千年前，黄河之水翻腾弥漫，为抵御不测之灾，居民抱团取暖，强化血统氏族，出于对稳定的渴求，王权产生。就在对抗自然中，中原人以坚韧之力，书写出“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等故事。

反观千里之外的蜀国之地，“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在天府乐土给予的相对和谐生存条件下，春耕待秋收，鸾鸟且自歌，居民们怡然自乐其中，自由自在的道家雏形思想开始挥洒。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三星堆偏安一方，独立发展。于是，居民只想着祭祀，酒足饭饱之余，他们感恩大自然的给予，搭建出一千平方米的大房子，聚集祷告。随着祭祀需求的增大，专门从事祭祀用品的工匠产生，雕琢出量更多、质更优的青铜玉石。而在交易与市场的作用下，三星堆城也逐步中心化，居民纷纷向内迁移。密集的城市中，全民祭祀，处处祭祀，与树对话，向山高歌，想象驰骋，空气中四处散布着浪漫的气味。

信仰之力

六波文明传入精美神礼器

人类生来就有了解讯息的欲望。数千年前，没有传播延伸工具，居民们靠着口口相传，了解外界讯息。当时，三星堆繁华的神权盛景引起了外地部落的注意。于是，他们试图走近。

知晓三星堆的盛况后，他们暗自琢磨，纷纷选出最得意的祭奠品带去，一展自我风采。赵殿增说，在三星堆续存的两千年间，至少与6种早期文化发生过交融。当时，人们只能徒步奔走相告，许多地区的居民并不能直接抵达巴蜀，而是奔走相告，靠着站站相传的方式，将礼器及信念传入三星堆。而三星堆人一方面接收了外来文化，同时也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信仰，进行消化改造，加入固有的观念，变成特殊的神器，最终自成一格。

最初传入的方位可能来自东南地区。4000多年前，浙江杭州的良渚人带入各式玉器，三星堆人乐呵呵地收下，祭天祭地。闲暇时分，他们躺在天空下，将玉器与身边的事务比照，以形类比，分起了类--玉琮代表神权，玉璧、玉瑗当为财富，玉钺应为军权……

金面罩人头像

就在三星堆人满足于仿物的玉器时，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头像”给了猛烈一冲，善学的他们立马提起刻刀，端详着巫师、首领，雕刻成本地蜀人的模样。随后，待青铜技术传入，他们又制成铜“人头像”。再然后，他们想要刻画出完整的人，铜“立人像”出现。这种青铜“立人像”的原始形态，则可能还与安徽“凌家滩文化”的玉“立人像”，甚至与辽宁“红山文化”的玉“立人像”有某些渊源关系，表现的都是正在作法的神巫形象。

简朴之理

埃及金面具，罩在青铜人头像上

古埃及突特卡蒙面具，在三星堆进行了演变

第二波影响三星堆的文化，可能是来自西北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传入一种上端有叉刃，下端呈长方形的玉器，被称之为“牙璋”。三星堆人仿造出来后，又根据对鱼、鸟图腾的崇拜，在器身上加入游荡的鱼儿、飞翔的透鸟等纹饰。加之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影响，玉璧玉斧等器物大量出现，在三星堆得以强化、夸张。

3700-36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带进来兽面纹铜牌饰，有意思的是，三星堆出居民在生产过程中“偷懒”起来。他们保持了器物的特征、用法和内涵，但逐渐将图案化简单化，到后来，甚至只留下长方形的外貌。

3600-3200年左右，“商文化”所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及玉器的又大量输入，如铜尊、铜垒、玉戈、玉矛，三星堆略加改造，成为大量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三星堆古国最高的繁荣。

东亚南亚地区交流来的海贝象牙和神树造形，以及三界、阴阳门观念等，促进了三星堆青铜神树、神坛的塑造和天门理念的产生。

3600-3100年前西亚与埃及也动了起来，尼罗河彼岸的法老面具、金杖，不但曾影响到希腊迈锡尼文化，也间接传播到了三星堆。纯纯的黄金，足足的奢华，这对求自在的三星堆人来说，有些昂贵，于是，他们制造出一个个薄薄的金面具，罩在青了铜人头像的脸面之上。而蜀地出产的丝绸，也曾发现于三千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之中。

赵殿增认为，三星堆与外部的往来，首先是带的神权信仰的色彩，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经济技术的交流，可以称之为“早期丝绸之路”。

B碰撞太湖，自成一格

书写不一样的三星堆标志

十节玉琮

古朴的天圆地方想象

在浙江北部，太湖以南，长江中下游的悠悠流水润养着杭嘉湖平原。横塘纵溇间，这曾在5200─4300年前兴起过“中华第一城”，考古称之为“良渚文化”。辽阔的良渚古国里，姿态万千的玉器韫椟而藏，“交代”着古人朦胧的信仰。以玉为傲，良渚人最早交流至三星堆，将玉锥、玉泡、玉珠“驮”到三星堆。其中，一个精美的青色玉琮被当作“传家宝”，代代流传，最后迁移到往金沙，本世纪初经考古人之手，重见天日。

这件玉器自带不同气质。它高22厘米，通体呈淡淡的青绿色，上面有些暗黑的花斑，透明晶莹；为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贯穿一孔；器物制作十分规整，整器内外抛光。比较特别的是，玉琮器身上，九条细小的横槽将其分为十节，整个器表由此形成了40个凸面，每个凸面拐角各有一个变形了的“神徽”。由此，该玉器得名“十节玉琮”。赵殿增解读道，古时有着“天圆地方”的说法，圆形的开口与方形琮身之间，称为“射”部，代表着“上天和大地之间”。

十节玉琮上的人像线图

平添人像

刻出眼睛崇拜，千年传承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十节玉琮”的一面上端，还刻有一个人像，头戴着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或为祭祀场面的再现，正带领氏族成员祈福。

人像纹饰的线条，更纤细更了草，应是后来流传使用过程中加刻而成的。赵殿增研究发现，在线刻人像头顶上，刻有一个硕大的头饰，头饰中央是一个菱形正中央有一圆圈，“这分明是三星堆里常见的‘菱形眼饰’！是古蜀先民对蜀祖蚕丛的崇拜标志”。他认为玉琮在传到金沙之前，可能曾在三星堆长期使用，并将巫师的形象刻在“上地之间”，使之本身的通天之器，更加神奇而灵验。

虎人合一

实物与图案传达出相同理念

文明的传入并不一定非要有实物。思想输出这招，古人也会。

在一次整理三星堆文物时，赵殿增特别留意了一个跪坐人像和一个虎形器座。铜跪坐人像高14．6厘米，头发挽成高髻，宽脸，方颐，耳垂穿孔，眼珠外凸，张口露齿。虎形铜器的虎圆眼，尖圆形大耳，张口露齿，身长11．4厘米,四足立于圆圈座上。

上海博物馆的张明华曾载文说，他按照两器规格，描绘下来合二为一，可以浑然成一件人跪坐在老虎身上的青铜良渚“神徽”。

为了验证这一见解，赵殿增将铜跪坐人像和铜虎形器安放在一起，发现它果然是一件完整的骑虎人像：跪坐人像安放在虎形器座之上，两膝正卡在虎头两旁，耳下肩上；臂部正卡在竖起的虎尾之内。两者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这令赵殿增想起了良渚“神徽”。一段时间以来，良渚“神徽”就像“斯芬克斯”之谜，图案上部已被确认为人形，而下部的兽形一直未有定论，考古人对其指向的动物类别也各有看法。近年来较多的学者倾向良渚“神徽”是一个“骑虎神人像”。

赵殿增细考发现，三星堆骑虎人像与良渚神徽在形态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如宽脸方颐，张口露齿，口部为扁圆形，牙用一条横线、几条竖线绘成格状，眼睛为内圆、外核形等等，他认为，这表明它们应为同一来源或同一性质的人像与神像，当为三星堆遗址与良渚文化曾经的交集融合留下的历史痕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毛玉婷 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