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懿70岁时肖像
文图/康振贤
曾懿（1852-1927），字伯渊，又名朗秋。四川成都客家人。清代女名医。父亲曾璋恒是进士出身，官吉安知府，后入曾国藩幕参赞军事。母亲左锡嘉为江苏常州人，清代著名女画家。
曾懿天资聪颖，父母钟爱备至，5岁时即教她识字、作画，及长教以诗词歌赋，并“罄所藏书籍俾朝夕游泳其中”。在油灯下，父母让女儿端坐案旁，讲解诗书，循循诱导，为她打下了治学根底，养成广博兴趣。
家庭，家风，家教
同治元年（1862），曾懿10岁时，曾璋恒病卒于九江军次。左锡嘉扶柩携雏，一路艰险，由赣千里返蜀，第一次回到夫家。此后，左锡嘉定居成都，含辛茹苦，抚养孤子幼女，先以针织女红为糊口之计，艰难度日，继而以售卖书画维生，家境渐丰。
左锡嘉组织浣花诗社，与诸子女唱和。浣花诗社成员，以曾氏家庭众闺秀为主。她们在母亲的引领与倡导下，比竞联吟，旗鼓争先，掀起家庭诗歌创作的高潮。
曾懿曾有一首《浣花诗社歌》，描写曾家结社联吟的豪情雅兴：“浣花溪水何洋洋，绕溪珍木郁苍苍。楼阁瞰流各低昂，湘帘十二卷夕阳。中有诗人清且扬，芝兰竞秀雁成行。明月为裾云为裳，高谈妙语翰墨香。依依梦锁春草堂，笔花灿烂生辉光。丽句争传碧琳琅，浣溪风月富锦囊。松篁敲韵入潇湘，波光云影皆文章。染墨绮靡不可忘，诗情遥共海天长。诗万卷、酒千觞，吟咏之乐乐未央。但愿人生欢聚永，无荒，千秋万岁合与骚人共草堂。”
在母亲的教诲下，曾懿发奋刻苦，熟读经史，兼治诗词，工图画，针黹烹饪之术，颇得母亲真传。又由于在母亲身边随侍笔墨，得以涉猎诗书画、金石诸学。由此，曾懿及笄之年，因诗书画“三绝”而名满蜀都。
多年后，曾懿不胜怀念这段“绛帐溶经史，纱厨授简编”、“觅句池塘梦，文题巴蜀牋”以及“凉榭开吟社”的美好岁月。
潜心医学，详辩医理，成一代良医
曾家以诗词结社时，正值咸同之乱，瘟疫流行。曾懿待字闺中，经常随母亲往返于华阳、成都两地，目睹身边许多人因医治不力而丧生。她既悯乡民之无辜，更恨庸医之误病。不料，瘟疫肆虐下，这位正值碧玉年华的才女也未能幸免，从此“撄疾五稔”，其间身历4次“温症”（病毒性肺炎），被庸医误用伤寒古方疗治而数度濒危。
由于久病不愈，曾懿放下诗文，废寝忘食地苦读家藏医药典籍，上始汉、唐，下迄清末，凡精辟论述，严谨方剂，都一一摘录下来，悉心钻研。结果久病成良医，竟然使自己大病痊愈。又因长期卧病不起，加之“伏枕自查”的特殊经历，曾懿的注意力逐渐投入医学领域，潜心医学，详辩医理，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良医。
由于她目睹瘟疫肆虐，荼毒乡民之惨状，故对叶天士、吴鞠通等瘟病学家甚为推崇，认为这些医家“皆能运化古方，以治今人之病”。她尤服膺吴氏《瘟病条辩》，称此书“妙在顾人津液，不专攻伐”。并说“懿身经四次温症，得以转危为安，皆得力于斯书这居多”。曾懿的体验和感悟，对时下中医治疗新冠肺炎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曾懿婚后相夫教子之余，遍访医道，收集验方；与人看病，望闻问切把握症候，下药施治辩证配伍，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曾懿生活于晚清，正值西风东渐之时，不少守旧者对西医尚无认识就一味反对。她能广收博采，取精用弘，加以利用。
她常告诉病人要“节劳以保脑力”，“时吸新鲜空气以保肺”，还要加强“运动使血烙流通”等。尤其在女人方面，她认为“昔者女人，幽囚深闺之中，不能散闷于外，非但中怀郁结不舒，即空气亦不流通，多病之由，职是故也”。可见其思想上对东西之学的融会贯通。
曾懿的著作
曾懿不忘济世救人的学医初心，决心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后来者，乃发奋著述，并刊行于世。所著《医学篇》一共两册。上册共4卷。第一卷有脉论、舌色论、温病、伤风，伤寒病论等，第二卷为温病传入中焦治法，第三卷为温病传入下焦治法，第四卷为伤寒治法。下册也有4卷：第一卷为杂病，第二卷为妇科，第三卷为小儿科，第四卷为外科。书中将伤寒、瘟病两类疾病的病情及治法详加辨析，分为数章加以介绍，并将《瘟病条辩》《温热经纬》诸书各方，摘录成帖，明澈显要，使人一目了然。
她又将生平经历的古今验方，选其灵验素著者，分成伤寒、瘟病、杂症、妇科、幼科、外科等类，一并附于书中，使学者能从中获益。书刊出后，影响很大，为医者重视。
家事，国事，天下事
光绪二年（1876），曾懿与袁学昌喜结连理。婚后两人居于成都，夫妻同好书画金石，收集汉隶各碑，朝夕校勘临摹，书有精进。闲时与女友结社吟诗，颇有佳作。这桩婚姻颇得“管赵风流”，为人称颂。
光绪五年（1879），袁学昌中举，发放安徽为候补知县。曾懿随后赴皖，与丈夫团聚，开始人生行旅。其后随夫宦游，遨游东南各地。夫唱妇随相得益彰，所作诗词毫无矫揉造作，皆为真情实景的感情流露，其愤世疾俗之作传颂当时，被誉之“唐音宋派，卓然名家”。
曾懿晚年受维新思潮影响，为救国图强而力倡女学。她认为，国家兴亡，首在教育，而占四万万人口半数的“陶融女子，还以读书明理为第一”。并提出了女学教育的3项主张：一是“教育子女，各尽义务，所以培植国民之基础”，二是“勤俭劳苦，家给人足，所以筹划家政之根本”，再就是“医学卫生，以保康强，所以强大种族之原理”。
曾懿撰述《女学篇》一书的目的，就是以期“外而爱国，内而齐家”，因此她大力倡导兴办女学，强烈要求女子应同男子一起，“勉力同心，共起竞争之志，以守起天赋之责任。”
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曾懿忧心如焚却无能为力，但对于文教衰败，她却油然升起扶弱振衰之心，于是专心研究教育，以强国保种的责任感和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大无畏胆识，一扫女教和家教的传统论调，提倡女子教育要突破“三从四德”藩篱，要求女子教育应参照欧美诸国教育经验，与男子平等。除学习科学外，还须选择“切近时事、文理通畅者读之”、“以博其趣”，对传统的女教内容进行改造，把女子教育放在男子教育的平等地位。
曾懿开创了男女平权的先河，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强国不专恃男子，而在女子也”，强烈批判女子缠足陋习：“缠足者，女子自由之大阻力，其害殆甚于洪水猛兽也！”故而她提倡天足。指出欲要男女平等，女子应该接受教育：“故欲破男尊女卑之说，必以兴女学为第一义。”女子学习后，“则男女之间能力相等，自无强弱之分矣。”甚至认为女子可能在学习上超过男子：“况女子之心，其专静纯一，且胜于男子，果能教之得法，宜可大胜于男子者……故男子可学者，女子亦无不可学。”凭此，曾懿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女性解放史上，占据重要一席。
对于强国梦想，曾懿从细节入手，如大力提倡养成卫生习惯，提倡优生优育，建议选择配偶时应注意其家族遗传疾病；提倡母乳喂养，重视幼儿教育，并超前地提出“家庭经济学”概念，提倡关注“社会公益之举”。
曾懿在其《中馈录》序中自言：“昔藻咏于《国风》，羹汤调于新妇。古之贤媛淑女，无有不娴于中馈者。”她为使新妇和尚未进入烹饪门庭的新手都来提高业务素质，“兹将应习食物制造各法笔之书。”其目的，“庶使学者有所依归，转相效傲，实行中馈之职务。”
曾懿无疑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子，希望所有女性通过学习，能对人格有个完美的塑造。
曾懿的书法作品
著述等身，懿范后人
曾懿的著作全集《古欢室合集》，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包括《诗词集》4卷、《医学篇》上下2册共8卷、《女学篇》1册9章附《中馈录》1卷。
前人称赞曾懿多才多艺：“治家贤能，于家政、裁缝、烹饪诸学，皆有专书述之，兼通医理。余暇则为诗词。”今人称赞曾懿书画出众：“所作画，以山水、花卉、翎毛为主，设色鲜丽，气象清新。善作隶书，秀雅俊逸，出于《华山庙碑》。”更称赞曾懿医术高超：“整个封建时代，妇女之精于诗文者有之，通于医理者却罕见。能如曾懿之通晓医籍，并有临证经验者有几？”
1933年，苏州中国医学研究所重新排印出版曾懿《曾女士医学全书八种》（即《医学篇》八卷），更书名为《曾女士医学全书六种》，称之“为现代医学之一杰作”。《中医药通报》杂志在《中医人物》栏目中，干脆将标题定为“我国古代最著名女中医——曾懿”。
曾懿婚后育有子女，子皆成才。长子袁励准，字珏生，号中州，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入翰林院，后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北大前身），创办实业学堂（北大工学院前身），其间两任会试同考官，民国初历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擅诗文书画，行楷宗米芾，劲利奔放，潇洒自如。篆学李冰阳，文静曲雅，画学马远亦有高致。现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正门苍劲雄浑的“新华门”3字匾额，系其手书。著有《恐高寒斋诗集》《中舟墨录》等。次子袁励恒是银行家，民国初年交通银行创办人之一。
1907年后，曾懿随夫入京，晚年仍为人诊病，暇则以诗、画自娱。1927年冬，曾懿卒于北京，时年75岁，葬于西直门外大柳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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