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封面独家专访改革开放顶层设计亲历者、参与者徐景安（下）

推动股份制，引进社保制度

独家专访改革开放顶层设计亲历者、参与者徐景安（下）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瑞 王国平 摄影 刘牧雨

1987年

力推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

1986年9月，在一篇《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的文章里，徐景安提出：“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企业改革的论争鼎沸，赞同股份制的并不多。保守者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激进派则认为股份制“换汤不换药”。

徐景安深谙改革痛点，“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

1987年，徐景安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

这样跑了一年后，正值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发出邀请，1987年底，徐景安毫不犹豫离京南下。

徐景安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到深圳开始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企业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规定》，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史称“深市老五股”。

“1990年，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徐景安回忆。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成立，徐景安任副理事长。此后，交易所却几度濒临关停。直到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1989年

引进社会保险制度，之后被推向全国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发现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徐景安深受启发。

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我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我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账户与共济账户，当个人账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账户补充，以弥补个人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

1992年，历时三年《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完成，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最终通过颁布实行。

徐景安介绍说，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

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口述史

徐景安建言新时代的中国发展

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徐景安：

从1980年开始，到1985年左右，我先后参与了八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年度规划、汇报提纲、初步意见的起草工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究竟以谁为主，或者说是落在商品经济上，还是落在计划经济上？一直存在很大争论。

1979年的《总体设想》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

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

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等到1987年7月4日，邓小平有一个《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随后，在当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