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李致③｜叔侄情深 “四爸”巴金：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改革开放时期，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刘念  实习生  李靖

巴金的代表作《家》中的“觉新”，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觉新”的原型人物，是巴金的亲大哥李尧枚。1929年，李尧枚的小儿子李致出生。一年多之后，李尧枚自杀。巴金视侄子李致为己出，李致喊巴金“四爸”。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对于巴金这位大作家，李致也写过多篇文章给予描述、回忆，多被收录进《四爸巴金》一书中。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他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到，“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父亲李尧枚去世后，家人的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一家人，在成都北门租房子居住。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但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自己的四爸有一些了解。晚上，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李致，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李致看到，只有四爸巴金一个人鞠躬。这也影响到李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像四爸那样的‘新派’。

李致与巴金

1942年的巴金，已经发表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名震文坛的大作家。回到家乡成都，经常会有青年学生来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签名。李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用毛笔认真写下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这四句话虽然简单，却对李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李致说，这四句话，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1964年李致被调到北京工作，巴金则会去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李致也经常出差到上海，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70年代，叔侄俩有机会深入的灵魂交流。其中一次是1973年春，李致从“五七”干校去北京探亲。这期间他秘密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四爸的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间，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没有人来串门。”李致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萧珊妈妈的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这样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头哭泣。我好像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向萧珊妈妈告别。”叔侄俩彻夜交谈，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李致要离开上海回到“五七”干校了。那天李致记得清，是一个下雨的早晨，“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我双手提着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李致与巴金

“讲真话，做好人”，是巴金写给侄儿的寄语，也是巴金自己一生追求的写照。巴金说真话的精神对李致影响很大。在李致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李致请人写好装裱后挂上去的。横幅上这两句话，是巴老90多岁的时候对李致讲的。1997年，李致到杭州去看四爸，当时巴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抓住我的手说，下午我们还可以认真谈一谈。”那天下午，巴老和李致断断续续谈了很多，李致至今还记得，巴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句话，李致不断反思自省，后来干脆就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了。李致还记得，“巴老当时说，在旧社会都是要做点功德的事情，修桥补路等等。联系到现在，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道德底线，不管你是卖酒的，卖药的，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不能损人利己。假药、假酒、假奶粉这么一弄，大家都有一个恐惧心理了，社会就会乱套，所以我就觉得，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说，自己受巴老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没有打四爸的旗号去占便宜。“过去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为我跑过去跟别人行个礼，叫声叔叔伯伯就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巴老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当年教育我,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些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下期预告：

晚年的巴老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关于巴老在成都的故居重不重修的问题，多次被提及、讨论过，但巴金老人始终不同意重修成都的故居。这是为什么呢？下期，李致将给读者解答这一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