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谭楷：华西坝上大师云集的岁月（四）

杨佑之

谭楷/文

这是从哪里搞到的绝密的档案材料？在华西医院的一间病房里，100岁的文宝瑛伯伯说：“看，这是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签发的‘秘密训令’，严查奸伪分子、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教师文宝瑛。哈哈哈……”

2017年，谭楷在华西医院看望百岁文宝瑛（资料图片）

当文宝瑛伯伯把教育部训令复印件展示给我看时，我也笑起来。早听父亲说过，文伯当年是成都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第三团的负责人，非常活跃。“秘密训令”除了对文宝瑛点名外，还提及“奸伪分子”廖鸿英，以及云从龙、解难两位加拿大人，要校方严加防范。

国民党特务正准备秘密逮捕文宝瑛，文宝瑛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伏虎寺，杨佑之冻得不停跺脚

那是1941年12月3日，北风飕飕，天寒地冻。夜深人静时，杨佑之教授把文宝瑛接到自己家中的阁楼之上，躲藏了几天，等风声过后，才将他送到安全地方。杨佑之是“部聘教授”。况且，杨佑之楼下是何文俊教授，他的家是中外学者经常会聚之地，谁会想到文宝瑛到就藏在阁楼上，谁敢轻易到“部聘教授”家来抓人？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由各大学各行各业的教授对本行投票推选，得票最多者被委任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在大学任教十年以上，声誉卓著，对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成为部聘教授。部聘教授任期5年，可续聘。

当时国民政府首批“部聘教授”共30名。杨佑之，是经济学科也是四川省唯一的“部聘教授”。

马寅初先生，杨佑之的恩师

1919年，杨佑之毕业于北京大学商科，是马寅初的嫡传弟子。他先后在北京、保定等地教授高等会计学，深受学生爱戴，声名远播。1936年，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亲赴北平，聘请一批教授入川，杨佑之便携带夫人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从北平来到成都。一年之后，泸沟桥烽火骤起，北平赓即沦陷，大儿、大女和二女儿便抛弃一切财物，怆惶逃离，在成都与家人团聚。

杨佑之全家福

由于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四川大学被迫迁校峨眉。杨佑之将家安在县城，学校则在报国寺，每天要步行十余里。无论是天晴下雨，他从不会迟到一分一秒。

那年冬天，一夜大雪将峨眉山下铺成银色世界，杨佑之踏雪，准时来到伏虎寺的教室门外。教室空荡荡，门上挂着锁。学生们估计这天气如此糟糕，杨教授不会来上课，个个裹紧热被窝睡懒觉。不知是哪个同学听说“杨老师准时来了！”大家一哄而起，匆匆赶往伏虎寺。

峨眉山伏虎寺，曾是杨佑之教学之地

这时，天上飘着细碎雪花，同学们见杨佑之教授在屋檐下，冻得不停地跺脚，个个感动得泪眼模糊。40多年后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家传记，笔者受命采访杨佑之的弟子，他们谈及此事，仍唏嘘不止。

查账了得，会计事务所声望日隆

1938年底，教育部长陈立夫派他的亲信程天放任校长，朱光潜教授率先拍案怒起，表示坚决反对，杨佑之和其它几十名教授联名表示支持朱光潜。愤怒之中，杨佑之写下一纸辞呈便带着家人返回成都。这是他们家继撤离北平之后，第二次丢弃财产，匆匆离去。

朱光潜，杨佑之曾为校长事件力挺他

一些有偏见的西方学者认为，那时的中国，在现代经济学方面相当落后，甚至说：“中国还处在‘结绳记事’时代。”从马寅初到杨佑之，都认为没有必要反驳，只要我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统计师、会计师，造福于社会，管理好国家，不管你偏见不偏见。

1940年，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经济系正式成立，杨佑之任系主任。经济系的成立，填补了中国西部在高等统计学、会计学教育方面的空白。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教学经验，杨佑之抓紧时间，甚至在跑警报的间隙时间，一支钢笔一个本子，也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会计学》（1938年出版）和《会计学纲要》（1939年出版）。这两部书，不仅是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

杨佑之上课不带讲稿，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上讲授主题就开讲，滔滔不绝，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时时还插入典故，不但易懂还使人记得牢。过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学生们聚在一起，还能准确无误地背下杨佑之编的口诀。他还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后，他认真检查学生作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他总是要亲自过目，逐字逐句，详批细阅，谬误之处，他都用工整的楷体字批点，处处体现一丝不苟的作风。

出于对官场贪腐之风盛行，鱼肉百姓的事屡有发生，杨佑之深恶痛绝，1945年，他创办了杨佑之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决心用自己微薄之力以镇邪气。

他接手的第一大案便是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由于该公司背景复杂，管理紊乱，账目一塌胡涂。这不但涉及到股东利益，也涉及到广大使用自来水的巿民利益。所以，这笔账能否弄清楚成了全市人民关注的焦点。杨佑之受理此案后，充分运用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学生们一起，深入各家各户调查，夜以继日，反复核对，一笔一笔账进行清理，终于将一堆烂账查得一清二楚。其间，杨佑之多次拒绝贿赂，堂堂正正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为成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此后，事务所声望日隆，连一些民事纠纷，包括邻里不睦，打架骂架；夫妻不和，“扯筋割孽”，都来找“会计事务所”，硬要请杨佑之教授出来“断个公道”

百岁文宝瑛，称杨佑之为学界泰山

最让学生们佩服的是，杨佑之爱学生，犹如爱自己的儿女。

杨佑之的女儿杨正予回忆说：“我们这一栋楼，客人真多。闻伯家住外国人，来来往往尽是大师、名教授；何文俊家的客人是很多是留学归来的同学。我们家，干儿干女多！湖南籍的流亡学生，认我母亲做干妈，生活上有困难，就跑我家来，有的毕业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住在我家。每年六七月份，我父亲就要写一大摞推荐信，尽量帮助学生求职。沈荫家、曾俊修两个学生被捕之后，夫妻四处奔走，八方求助，终于把他们俩从狱中保释出来，又据理力争，让学校恢复了被开除的学籍。

“‘文革’期间，经济系学生周怀仪的丈夫，学法律的伍柳村送西昌劳教。周怀仪因患类风湿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三个年幼的儿女，生活无助，非常可怜。我父母冒着极大的风险经常去她家，送粮送钱，帮助他们度过漫长难捱的岁月。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饱经折磨，病入沉疴，进入胃癌晚期，眼睁睁地盼望落实政策。为此，他侧身而卧，对着大门，却一直未等到那一天。父亲辞世后，伍柳村在父亲灵前痛哭失声，长跪不起。伍柳村活到90多岁，硕果累累，成为全国法学界的名教授。伍柳村的女儿，因‘成份不好’曾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经父亲力保让她进入了民盟办的东风中学。恢复高考后考入了重庆医科大学。现今她继承父业，在四川大学法律系当教授。”

而我的父亲也曾对我说：“杨爷爷深受马寅初的影响，从投身‘五四’运动开始，就认定了要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他的大儿子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投奔延安。后来，他又送二儿子参加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成都还没有解放，我和他趴在阁楼地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感到无比的兴奋。解放后，杨爷爷积极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非常赞赏刘少奇同志关于吸取古代先贤思想的精髓。杨爷爷特别强调，学财会，搞经济的人，第一要求就是‘慎独’——不管有无人监督，哪怕金山银山摆在面前，决不动一丝邪念。他多次大讲特讲一个合格的会计，必须做到‘清’‘慎’‘廉’。”

杨佑之生于1893年，四个月时母亲就病逝了，从小在严酷生活环境中长大，13岁时，曾因为交不起学费被开除，痛哭流涕离开了学校。之后，考入北京大学商科，完全靠半工半读，学完了马寅初开设的全英语经济学课程。由于少年时代就有失学的痛苦经历，所以，他对经济困难的学生感同身受，总是千方成计，鼎力帮助。

【人物档案】

杨佑之，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是中国会计名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马寅初。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到成都讲学，是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此后，相继担任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以及华西大学经济系和成华大学会计系系主任。解放初，任华西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中国政府从美国人手中接管了华西大学。此后，一直任教于四川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历任会计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系主任。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会计学》和《会计学纲要》，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解放后，又相继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和数十篇论文。已出版了《高级统计学》《审计学》《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等多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