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文化同源⑭丨诗人梁平：成渝两地，就是一杯酒的距离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张杰

诗歌，改革开放之初，四川拨动的第一根琴弦。

四川诗人，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浪潮中的绝对主力，孙静轩、王尔碑、梁上泉、叶延滨、吉狄马加、欧阳江河、骆耕野、李钢、傅天琳、张新泉、翟永明、柏桦、李亚伟、尚仲敏、喻言、何小竹等，年轻诗人群更是浩浩荡荡，以火辣、生猛的势头和独特的巴蜀气质影响了整个1980年代中国诗坛。

四十年间，离开和加入这个队伍的人不断更新和变化，他们品茗把盏，从成都春熙路喝到重庆沙坪坝；他们浅唱高歌，从朝天门两江汇合处逆流而上，抵达“中国诗歌重镇”的原爆点。

成都和重庆水乳交融，诗歌更是两地文化同源的一个显著符号，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诗人梁平不仅是其中之一，更是“双城诗歌”的典型代表。因为，在他迄今40余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重庆和成都各占了一半，更出版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这样表达他两地生活状态的长诗集。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摄影/刘开怡

上世纪80年代末，西南师范大学推出了一套6位诗人的作品合集，老一辈重庆诗人方敬为其作序时称：“我们生活在神州大地西部一个地方……我们不艳羡戏凤与游龙，而钟爱的却是诗的女神，乐于在巴山蜀水间开一个诗窗。”这套诗集被方敬命名为“西窗诗丛”，而“我们”6位诗人中，包括了34岁的青年诗人梁平。

梁平1955年岁末出生于重庆。1975年梁平在江津五里坡下乡当知青时，伴随他的只有几本读物，一本《新华字典》，以及涅克拉索夫《严冬，通红的鼻子》和郭沫若的《女神》《红旗歌谣》。他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编印《工地战报》，写好人好事，也写一些“四言八句”的分行文字填充版面，没想到被《四川日报》选登，开始走上诗人之路。

《四川日报》总部所在地成都，距离重庆300多公里，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原爆点”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和围绕朦胧诗的论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诗歌风潮。当时国内的两本诗歌刊物：创刊于北京的《诗刊》与创刊于成都的《星星》，一北一南，成为这个诗歌时代的两面旗帜。

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一个诗人如果和《星星》没有一点缘分，那他的诗人头衔便要打个折扣。

与此同时，重庆写诗的人多，但可供发表的园地少。据出生于成都、后工作于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诗评家吕进教授调查，重庆诗人要发表作品，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达到彼岸的，水平都很高。

梁平也同样逆流而上，在成都崭露头角。1984年，梁平在《星星》上发表叙事诗《她留下了洁白的履历》，获得“星星诗歌奖”；1989年，梁平的首部诗集《山风流人风流》随“西窗诗丛”出版。

但彼时，梁平工作生活都在重庆，《星星》诗刊的所在地成都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

“（那时觉得）这个城市和我没关系，太遥远了，”梁平回忆到，当时重庆到成都之间，坐绿皮火车，要颠簸一夜才能到，“这城市对我来讲是陌生的，跟南京、北京、广州一样的陌生。由于交通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很多的交流。”

“那个时候（诗歌等）文学方面的交流，也基本上是个人的，跟城市没有关系”。

没料到15年后，故乡重庆与“遥远的成都”这两座城市，同时成为梁平最重要的创作主题。

1984年，重庆诗人柏桦第一次到成都，被巨大的“异样”感包围，“凉爽代替了酷热，秩序代替了混乱，时间本能地在此放慢了下来”。梁平初到成都，也有同感，“（感觉）所有的节奏放慢了”。

2002年1月，正值盛年的梁平被调到成都工作，成为《星星》诗刊的执行主编（两年后任主编）。在“陌生”的成都，梁平自嘲，“四十五年，背井离乡。一二三步，单走独唱。”

梁平形容成都和重庆，虽然同属巴蜀文脉，但却是不同的两支，“如果说成都它是一个阴柔的城市，那么重庆就是一个阳刚的城市。”

这个不同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在成都生活了18年，梁平依然说不来成都话。除了重庆方言的母语地位，更重要的成都方言跟梁平性格差距实在太大，“成都话太嗲了”。

“电台男播音员的成都话的确过分/比女孩的粉还要粉//我经常在车里和他遭遇/总要使劲拍打音箱/抖一些粉落下来”

另一句代表性的成都话，是“不存在”。再尴尬再紧急再严重的事态，成都人一句“不存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梁平年轻时，性格火爆，刚到《星星》诗刊，对于成都的“慢节奏”十分不耐。他和共事的编辑说：“在一起共事，我们有两个适应，一个是我慢慢适应你们，第二个是你们也要适应我。”

“不行，最后还是他们把我同化了！”梁平笑道：“这个环境，大家都很散漫。这个散漫不是贬义，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惬意。”

2003年，梁平在成都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诗《重庆书》。站在成都回望重庆，距离带给梁平书写惦念的空间，得以拨开他与故乡情愁，“亲其肤，见其血”地展示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和灵魂。

紧接着，他又以“重庆速度”，将他对成都古今的新鲜观感转换为诗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第二部长诗《三星堆之门》。

梁平曾接受采访称，成都和重庆两地同源又略有差异，成都阴柔，重庆阳刚。他在两地来回穿梭，阴阳调和，乐此不疲。

20世纪80年代，一个有关四川诗人狂性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万夏等成都的一帮诗人，乘兴从成都街巷一路喝到重庆沙坪坝；等到了重庆，再带着一帮重庆诗人又喝回成都，两地酒桌上几乎囊括当时四川全部的先锋诗人。

文艺批评家霍俊明，曾形容四川诗人群体：这是一群患着“盆地妄想症”的诗人，超越空间的意识极其强烈。他们鲜明、生猛、火辣、张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诗坛热浪”。

梁平觉得尽管成都、重庆两地文化各有特点，但归根结底同为巴蜀文脉，两地文化水乳交融，“在外地人看来，他们（重庆诗人和成都诗人）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从来就没有人把重庆和成都截然分开来。”

30年后，成渝两地之间，在地缘上更加密不可分。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一个半小时的疾驰换掉了一整夜的颠簸。过往诗人们的放浪之旅，不过是梁平现在的日常生活。

“成都有一把钥匙在手/重庆有一把钥匙在手//往往一脚油门踩下以后/以为人在家里/手机却开始漫游”

“我这个人就是小格局，我觉得我最希望的是成渝两地，只有一杯酒的距离。我在成都下班了，可以回重庆吃晚饭。我在重庆没事了，可以回成都吃一个夜宵。”

对话梁平

梁平，当代诗人、作家。主编过《红岩》《星星》，还在编《草堂》《青年作家》。著有诗集《时间笔记》等15部、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和长篇小说《朝天门》。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

封面新闻：梁平老师您是重庆人，在成都也生活了多年。您在重庆曾主编《红岩》，在成都你又主编《星星》《草堂》。这两座城出现在你的作品当中的频率非常高，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座城市，在你心目中有怎样的特性？

梁平：重庆和成都确实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 我是重庆那儿土生土长的，2002年，40多岁到成都，到现在也快20年了。

两个城市，有一个是共通的，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都很深厚。而且两个城市肩扛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脉，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就是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和血脉。

我一直比较强调作为文化的那种血脉。血脉与生俱来，不会因为行政的调整，地域的划分而割裂了血脉。所以就这一个（巴蜀）血脉滋养的两地，在我的心目中，它们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我和其他重庆在成都的人或者成都在重庆的人，不太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写作的人。写作的人，这两个城市给我的背景、给我的滋养，我觉得都同等的重要。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都有相同的脉动。它们没有让我去作太多的调整和区分。

成都是一个阴柔的城市，重庆是一个阳刚的城市，实际上阴柔和阳刚，在这两个城市里，它不是截然划分的，他肯定有互补、渗透和融合，我觉得“阴阳”搭配很好。

封面新闻：我们知道川渝两地的诗人在诗歌史上常被评价为“有灵气”，诗性“豪爽”、“热情”，对此您有什么体会吗？

梁平：川渝人两地人都习惯称自己是川人。川人的整体写作有一个特别的优势，是其他地方的人不太具备的。

其他地方很多诗人在写诗歌的时候，写得很正儿八经的，感觉是端着脸在写。川渝很多诗人的写作，有种挥之不去、势不可挡的诙谐、机智贯穿其中。这不是刻意去制造的，这好像是血脉里储存的东西。

川人脸上永远挂着的是微笑。与其他地方诗人接触起来，这是一个标志，这可能跟川渝地理有关，被盆地，被大雾憋久了的反差。

我觉得用“调皮”可能更准确。川人都很调皮。这个调皮，和他们孜孜不倦的激情、调侃、幽默是分不开的，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们写作中对词语的调动。（无论在哪里）你看到一堆人聚在一块，最活跃的一定是川人。

封面新闻：您曾说“重庆的嘉陵江，重庆的酒，就是我身上的血液。”带着重庆的血液，在成都工作，给您的人生带来哪些影响或者改变？

梁平：回到前面两个词，成都是阴柔的，重庆是阳刚的。我的血脉里，确实是阳刚成分太重。而我到成都来一二十年，成都给我的滋养，让我性格上那种“干燥”，明显稀释了，消减了。让我的那种来去匆匆慢下来了。

这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在修正我人生。我觉得这就是阴阳互补。（如果）原来我是一个性格上特别强势，特别火爆一个人，那么我现在拿年轻人的话讲，是佛系，一个老暖男，暖身边所有的朋友（笑）。

来成都之后，我对社会，对人与事，对生命的体验更丰富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挂在嘴上说，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慈祥的老人，而这个慈祥它是除了年龄增长之外，更是成都这个城市带给我的这样一种修身。

封面新闻：来成都工作生活近20年，您过着怎样的双城生活？

梁平：我在成都来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大家特别喜欢提及的事情。我在成都的时候，要去重庆，我会说，我明天要回重庆了。我在重庆要到成都来的时候，也会对人说，我明天要回成都了。这两个“回”字都是不经意间说出口的，但确是我对两个城市、两个“家”没有生分的认同。

这两个城市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说两边都是“回”。这两个城市融入我的身体，我的血脉，我生命的寄托，我写作的想象力、创造力，都是这两个城市给我的，这里面有我挖掘不尽的宝藏。

封面新闻：您这样两地生活近20年，在两地交通上，您感觉有什么变化？

梁平：这个感受太强烈了。因为高速路没开通的时候，这两个城市原来还是相隔比较远的。坐绿皮火车要整整一夜，才可以到成都来。

第一条成渝高速公路有了之后，我就经常在这条高速路上开车往返。当时就觉得非常兴奋，把那个（火车）时间缩短了2/3，也就是说4个小时多一点，就可以抵达了。现在高铁、动车都跟着出来了，高铁只要1个半小时，而且线路不止一条了，高速也不止一条了。

这样的一个速度，如果我们再把两个城市之间的二三级城市连接起来，实际上就成为成渝共生共荣的这么一个大环境，这样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得了的。

封面新闻：成渝双城融合是个大趋势，您对这两地未来在文艺方面的交流有怎样的预判？

梁平：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文学艺术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戏剧、美术、书法诸多门类都有密切的交往，文学更是一脉相承。成都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些诗歌运动、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成就了成都。当时重庆就有相当大一批诗人到了成都，现在还在成都的，包括李亚伟、尚仲敏、喻言、何小竹、李永才、赵晓梦、李铣等，四川（成都）在重庆的也很多，比如李元胜、刘太亨、吴向阳、王杰平、宋渠、宋炜等，这个名单很长，重庆与成都分不开了。重庆与成都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地方，从来就没有人把重庆（诗人）和成都（诗人）截然区分过。

有一段时间，（两地文艺）似乎有一种分庭，但这样的分庭它只是一种表面的分庭。实际上外界对这两地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和认同，都不会让他们分庭。他们都在巴蜀文化血脉这棵大树上。我觉得很多诗人无论他现在在重庆还是在成都，和我一样，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相同的文化基因成就了他们。

成都的诗人到了重庆，也像回家一样，没有陌生感。至少在我的概念里，两地就没有分开过。

现在川渝融合是国家的大战略，成渝两地是重中之重。这是重塑和振兴“巴蜀文化”的时候了，就是抓住天时、地利、人和，把重庆和成都的文化血脉真正无障碍联通。重庆的“巴渝文化”和成都的“天府文化”，都是生长在“巴蜀文化”这棵大树上的，是这棵大树的血肉相连的主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共同精心培育这棵大树，让这棵大树的主干更加强健，只有主干强健，才有“巴蜀文化”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

文化血脉是两个城市最根本的，我们要记住，也要守住。这样的一种传统，对两个城市，无论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各个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非常清楚，能够贯穿两个城市社会发展的只有文化。

让两个城市重新理直气壮地指认“巴蜀文化”，重塑“巴蜀文化”的辉煌。

比如两地重要的文学艺术活动可以深入互动。成都国际诗歌周作为中国诗歌对外交流的平台，每年一届已经在国内国际有了很好的口碑，这是成都的主战场，将来同样也是重庆的主战场。两地作家、诗人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平台，整体呈现巴蜀文化风貌。再比如文学刊物，这是呈现和展示两地作家队伍很重要的载体，重庆有《红岩》，成都（包括省上）有《四川文学》《星星》《当代文坛》，有《青年作家》《草堂》，尽管重庆现在只有一家，但是川渝6家纯粹的文学刊物可以整合资源，常态联动，这对于两地作家、诗人的整体成长与展示意义非同小可。

封面新闻：您对未来的双城生活有什么期待？

梁平：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好高骛远，只在乎做好能做的事，格局小，有粗茶淡饭即可。我最希望的是，成渝两地只有一杯酒的距离。就是说我下班了，可以回重庆吃晚饭。我在重庆没事了，晚上我可以回成都吃一个夜宵。这样的生活隔阂没有了，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我始终认为成渝两个城市的发展，无论有多么宏阔的愿景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践行，而最终落实到老百姓的身上，它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有幸福感，获得感，生活无差异，情感无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