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①：参与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20年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薛维睿 摄影 吴枫 实习生 莫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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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广东省梅县人。195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与利润》《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等著作。

85岁的张卓元头发花白，他说如今每天只能工作一两个小时，“过了时间，思维和语言就跟不上了。”

7月12日上午，他将这天中宝贵的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给了封面新闻记者。

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张卓元参加了12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是2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和亲历者。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张卓元讲述了其亲历决策出台的背景，解读了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路径以及当下改革的难点和突破点。

张卓元说：“中国要进步要强大，只有走改革开放这条路。”

“玉泉山人”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年，张卓元80岁，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起草中央文件。

1983年，张卓元任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受邀参加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专家会议，由此开始为改革献策。

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主持召开11次专家座谈会，与会的专家不到20人，其中有张卓元、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以及当时最年轻与会者的郭树清等。张卓元说，11次座谈会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93年，张卓元从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调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就在这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

张卓元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当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向深层次、全方位迅速展开。

之后，张卓元又参加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还参与了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建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03年）等文件起草工作。

起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是张卓元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当时他和林兆木是起草组中两位年纪最大的成员，领导同志专门安排两位老人不用参加晚上的讨论。“他们经常讨论到晚上十一二点，等文字整理出来，有时候都到凌晨四五点了。”张卓元说。

因为频繁到玉泉山参与文件起草，老友吴敬琏把他称做“玉泉山人”；因为自1993年以来亲历和参与中国改革决策的出台，坊间称呼他为“中国高层智囊”。

追随孙冶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卓元与孙冶方在一起。

这次采访，张卓元把地点定在位于月坛南街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室。张卓元曾与孙冶方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一起工作了20多年。孙冶方是中国老一辈的杰出经济学家，也是张卓元口中的“领路人”。

1950年初，正读高三的张卓元偶然读到了苏联经济学家列昂杰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使我入了迷，让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高考时，张卓元报了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广东法商学院三所学校的经济系，而后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他最终选择了后者。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四学生张卓元随中山大学经济系一起被调整到中南财经学院。

1954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前到各高校选人，学业优秀的张卓元由此来到北京。1957年，孙冶方就任经济所代所长，张卓元一边在《经济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充当孙冶方的助手。“孙冶方观点超前，对旧体制的批评比较尖锐。做研究就应该这样，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的东西。”张卓元说。

这是一段亦师亦友的关系。孙冶方大胆启用年轻人，对24岁的张卓元委以重任。

文革期间，张卓元和孙冶方曾住在一栋楼里。1975年孙冶方出狱后，每当汪道涵拎着酒壶找孙冶方聊天，孙便会叫上张卓元，三人一起畅谈。

1979年，刚平反的孙冶方查出肺癌。狱中7年，孙冶方曾反复对《社会主义经济论》进行构思。为了这部著作能够问世，张卓元等守在医院病床前，每天录制整理孙冶方的口述，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初稿。

“他的性格跟薛暮桥一样，文章一定要自己写，我们只能说帮他整理。”1982年，孙冶方病情恶化，仍然想完成关于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的论述。张卓元再次到医院记录孙的口述，回去则连夜翻阅资料，再将理顺的文稿念给孙冶方听，并依照孙的想法修改。

1982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孙冶方的著名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这是孙冶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

对于孙冶方的影响，张卓元曾说：“我从50年代起便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学理论；现在我还要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生涯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孙冶方基金会办公室里，整齐摆放着年初出版的《孙冶方文集》，一共十卷。作为文集编委会主任，在张卓元看来，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孙冶方文集》意义重大。

如今，张卓元还担任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这个奖项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1985年5月，在首届孙冶方奖颁奖会上，张卓元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属于大胆突破敢于创新的人，评选力图体现孙冶方的治学态度”。

张卓元自己，正是这两句话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