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珍宝中的中国风

“一带一路文明印记·阿富汗古代珍宝展”系列报道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房井思 摄影 陈羽啸

中国铜镜

《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2月1日正式在成都博物馆开展。这是2018年伊始，四川配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举办“一带一路”沿线文明系列展中的首个重磅大展，也是成都博物馆继2017年《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帝国夏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特展》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优秀文明展后，再度聚焦丝路古代珍贵文物。

“在历史上，它是古代文明一个神秘的中心。”长期关注、研究阿富汗和丝绸之路的邵学成博士说，欧亚大陆上那些传奇帝国，无论是亚历山大东征、波斯萨珊、印度孔雀王朝还是唐帝国的扩张，皆到阿富汗为止。特殊高原山地复杂的地理环境，让阿富汗时常作为强大文明军事扩张的极限边缘地带。“所以，我们参观阿富汗的文物展，其实是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阅尽东西历史的交汇。”

无论是《史记》中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见到蜀布与邛竹杖的文字资料，还是这次展览上不少中国元素浓郁的文物实物，都说明阿富汗这个古老的国家，作为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边界线最短的邻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

嵌宝石金手链（玻璃来自中国）

神秘的“黄金之丘”

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素有“东方哥伦布”之称的陕西汉中人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

通过司马迁的神来之笔，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大夏风情：“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相传是从中国甘肃敦煌、祁连山一带西迁的大月氏人，实力一度强过匈奴。不过，到汉高祖时，情形急转直下，匈奴冒顿单于将大月氏人赶出老家，他们不得不往伊犁河西迁。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带着军事意图的，那就是和敌人的仇敌共同联手，游说大月氏人共同对抗匈奴的进犯。

不过，这样的愿望最终落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当时的大夏已不存在统一政权，当地的百余万民众除了大月氏人，还包括原住民、希腊人和斯基泰人，且这些人很可能占多数。大夏居民有自己的风俗喜好，比如，斯基泰人从骨子里钟爱黄金。

阿富汗的蒂拉丘地被誉为“黄金之丘”，这里出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黄金文物。它们的年代正属于大月氏人和斯基泰人控制巴克特里亚的时期。

本次展览中，这一单元的展品最扯人眼球，也最金光灿灿，大量的黄金随葬品，给人以视觉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蒂拉丘地遗址存在于公元25-50年，相当于中国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年代。

阿富汗珍宝展学术顾问、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赵德云推测，当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所以这一单元可以见到比较多的与中国相关，甚至直接从中国来的器物，文明交融的痕迹非常显著。

金踝饰

金踝饰上的汉代车马造型

从蒂拉丘地四号墓出土的两枚镶嵌了绿松石的金踝饰，被学界认为是和中国关系最为确凿的一件文物。

这组圆形的饰物，做工非常精致。饰物圆环内外侧都装饰了一圈水滴状的绿松石，仿佛在旋转，挂钩处镶嵌了一颗较大的杏仁状绿松石。

关于这两件饰物的用途，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踝饰，一说是鞋扣。不过，两件饰物呈镜面对称，应该是装饰在脚或鞋子的左右两侧。

饰物中心的图案非常值得回味；一个男子驾着神兽驱车而行，他那瘦长的脑袋略微后仰，眼睛小而圆，嘴唇清晰可见并且看起来像是半张着。他的一条手臂举起，另一条向下弯曲，正握着缰绳。

男子所乘之车被刻画得很清晰，车厢上有纺织物纹理般的装饰，圆形顶盖的支柱因有节看起来像竹子。拉着两轮车前行的是两头长着翅膀、额头弯曲、举着一只前爪并露出牙齿的猫科动物，它们由绿松石雕刻而成，被胸前绕过的缰绳所束缚。

这两件饰物是典型的古阿富汗巴克托利亚金制品，包含了不少中国元素。无论是横长方舆、顶盖作穹隆形、车篷用竹子撑着的两轮车，还是中间穿着褒衣博带中原服饰的男子，都能唤醒观众对中国的记忆。

邵学成解读，我们可以从汉代的画像石中找到类似的双轮车及装饰，特别是在富产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四川地区，许多车马出行图中车的形象，都与这件文物非常相似。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了蜀布与邛竹杖。在这件饰品上，用来支撑着车棚的节状物品，是竹子的形象。

“竹子这种植物，可以出产在兴都库什山南麓地区，而在北麓地区则没有出产。为何在没有竹子的地方，工匠却做出了竹子的图样和纹案？很有可能，大月氏带走了中国的特产，甚至工匠。当地人从这些传统图案中获得了灵感，或者继承了这种纹样。”邵学成说。

赵德云也推测，这件饰物可能吸取了中国元素，但器物本身在中国是见不到的，这种构图风格表明它绝不是中国的东西。

彩绘玻璃制品

金手链上镶嵌中国铅玻璃

1978年，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出土了21618件黄金制品。

这批极为重要的金质文物，含金纯度极高，制做工艺复杂，翻模、錾花、镂空无所不用，大多数都嵌以松石、青金石和红玉髓以及各种宝石。古代阿富汗人的审美情趣和工艺技术，令人惊叹。

众多文物中，有一串嵌宝石金手链，上面穿有琥珀、绿松石印章、石珠等饰物，其中还穿有一块椭圆形的装饰品，经化学成分检测，证明是铅玻璃。

赵德云说，在古代，全世界只有中国生产铅钡玻璃，这种工艺在战国就已成熟，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非常流行。由此推断，这块玻璃来自中国。

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制造者为古埃及人，玻璃的出现与使用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人制造玻璃，需要加入助熔剂，提高熔窑的熔化能力。

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钠钙的材料，他们生产的玻璃被称为钠钙玻璃。中国则加铅钡，印度和东南亚加含钾的草木灰，所以古代共有3种玻璃制造体系。现在的研究表明，3种系统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交叉。

玻璃曾让罗马帝国闻名于世。在本次展览的另一个单元——贝格拉姆遗址，展出了大量玻璃器皿。它们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勾勒油彩，兼具艺术品和实用性，那是罗马帝国输出给贵霜帝国的奢侈品，仅供阿富汗贵族独享。

彩绘玻璃制品

中国开始生产玻璃的年代比较早，约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渐渐只加入铅，基本上不含钡，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称为高铅玻璃。

战国时，工匠不仅大量生产蜻蜓眼玻璃珠，而且以玻璃制成仿玉品。1975年，湖南长沙市杨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玻璃璧，就是当时仿玉品的代表。

那件米黄色的玻璃璧，其形制、纹饰与周时期的玉璧相同，采用模铸法成形，制作规整，色泽温润，显示了战国时期中国玻璃制造业的高水平成就。

战国仿玉玻璃璧，除安徽寿县和福建闽侯县有少量出土外，绝大多数集中出土于湖南长沙市附近的楚墓。经分析，为高铅钡玻璃。有关专家推测，长沙一带可能为战国时铅钡玻璃的主要产地之一。

狮形琥珀

中国汉代常见的狮形琥珀

展品中，有一件狮形琥珀吊坠，引起了赵德云的注意。

血红色的琥珀，被雕琢成一个蹲坐的小狮子，萌态十足，腰部还有十分明显的穿孔痕迹。这样的造型，在汉代比较常见，赵德云推测，这件文物极有可能产自中国。

琥珀是数千万年前的树脂被埋藏于地下，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后形成的一种树脂化石，是一种有机的似矿物。琥珀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

琥珀一词，来自拉丁文“精髓”之意，在中国古代常称为“虎魄”。

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琥珀，来自距今3000多年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枚心形琥珀坠饰，前后两面，一面印刻蝉背纹，另一面印刻蝉腹纹，上端有一个凹槽用来穿绳子。

琥珀在汉代文献中记载较多。西汉史游撰写的识字课本《急就章》中，就称琥珀为虎魄：“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认为琥珀乃虎目之精魄沦入地而化成。

当时的琥珀是皇宫贵族使用的奢侈品。传说汉武帝宠幸的宫人丽娟，经常将琥珀佩饰放在衣裾里。汉成帝为皇后赵飞燕定制了一款奢华的琥珀枕头，让她可以在安睡时摄取芳香。由此可见，琥珀在当时是可以与金、玉媲美的珍贵之物。

阿富汗大展上这只蹲坐的小狮子，与1975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汉墓、现存于广西博物馆的西汉琥珀小狮坠，风格十分相似。

《风俗通义》中说，虎为百兽之王，在古人心中是神奇力量的化身，对其有着无可比拟的敬畏：“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这种穿孔的狮形琥珀，御凶避恶的功能超越其装饰性。“系臂琅玕虎魄龙”表明了它的用法，汉代古人用一根绳子穿孔挂于臂上，除去凶灾而卫其身。

蒂拉丘地出土的汉代铜镜

考古队在蒂拉丘地遗址发掘了6座墓葬，其中一位女性墓主的胸口，放有一面西汉连弧纹铜镜，手中握有伊朗银币，脚底下还有罗马皇帝提比留斯的金币。这种将周边3个不同文化圈的珍品集于一身的墓葬，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

蒂拉丘地遗址一共出土了3枚中国铜镜，属于典型的汉代昭明铜镜。尽管没有来成都展出，但观众通过展板上的图文介绍，也能一睹当时的阿富汗人与大汉王朝之间的密切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在《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一文中记载，这种铜镜的汉代风格明显，半球形纽，联珠纹纽座，内区由内向外依次还有栉齿纹带、凸带、八内向连弧纹带，外区还有内外两圈栉齿纹带以及铭文圈带，写着“心污结而独愁”“洁清白而事君”等字样。

这种连弧纹铜镜是典型的中国式器物，出现在阿富汗，与丝绸之路开通、中国货物西传密不可分。墓主人将其放在胸口的位置，表达了对汉镜的珍爱程度。

这些中国造的铜镜、玻璃还有琥珀狮子，如何到达阿富汗的？

赵德云推测，可能是通过民间和官方的贸易。从史前时期开始，东西方的交流从未停止，在张骞之前并非完全封闭，他在大夏见到产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证据。

过去的使团出访，也承担着贸易的功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带了数百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贸易使团。他们在贸易中互通有无，交换彼此的奇珍异宝，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到达阿富汗的途径之一。

为何这么多阿富汗珍宝或直接来自汉朝，或有浓郁的中国元素？

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汉王朝非常强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控制、渗透非常强。再加上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目是联络大夏，他必须做这样的外交努力，尝试去和对方接触。

等到消灭了匈奴的威胁后，周边的民族就向往中原文化，希望得到中原的丝绸、漆器等奢侈品。同时，西方文化也高速发展，罗马、波斯等国都尝试与中国沟通，促进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空前繁荣。

此外，汉代大一统后，国策之一是非常重视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也就是今甘肃、新疆乃至更西更北的一些区域的经营。汉代皇帝想要控制这个地方，就必须先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过丝绸之路加强商品贸易。

玻璃海豚

《大唐西域记》成考古圣经

由于阿富汗考古非常缺乏文献材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而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像圣经一样受到膜拜。

事实上，这部距今1300多年的地理史籍，确实在考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其他亚洲地区的佛教考古中，玄奘的记录都是考古发掘的“导航”，他记录的信息基本准确无误。

《大唐西域记》里提及，他在大夏古国（又称“巴克特里亚”）目击了大量的佛教伽蓝遗存。巴克特里亚是公元前3世纪中期，古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希腊化奴隶制国家，汉朝称为大夏，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相关记述。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被认为是巴克特里亚的首都。

这部考古学界的“圣经”，指引着无数探险家、考古学者奔赴阿富汗。

上世纪最知名也最受争议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将进入阿富汗考古作为终身愿望。1943年，81岁的斯坦因希望沿着《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在阿富汗求法道路逆行，解答希腊化佛教造像的起源之谜。不过，结局有些悲凉，从感染风寒发展为突然中风，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将一把老骨头丢在了喀布尔。

法国人约瑟夫·哈金就非常幸运。《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宜谷麦，多果木，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多聚此国。”

哈金从这段文字中嗅出了机遇。1937年，他在贝格拉姆发掘出一个矩形建筑遗址，认定这就是玄奘提及的“旧王及旧王妃伽蓝”。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两个密封于2000多年前的房间，这个用来储存“丝绸之路”货物的巨大库房，的确如玄奘所言奇货多聚，出土了刻有希腊神话故事的石膏，印度丰臀肥乳女人的象牙雕板，罗马人酷爱的玻璃和青铜像，古代阿富汗聚拢万物的包容性显露无疑。

值得一提的是，贝格拉姆遗址还出土了中国漆器。漆器与一同出土的象牙、玻璃等文物相比，极易被氧化，很不好保存，所以并不在世界巡展的文物清单之列。

不过，这并不妨碍观众对这些漆器的联想——会不会是四川造？

巴蜀地区是我国生漆的主要产地，汉代以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最为有名。直到三国时，蜀郡的漆器制造仍很发达，朱然墓出土的童子对棍图漆盘、季札挂剑漆盘和底部标有“蜀郡造作牢”款识，均是成都造的标识。

蜀郡造的漆器在朝鲜的考古发掘中有所发现，说不定也能流传到阿富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