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由于时代、生活方式、语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几千年的中国古体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在过去一百年，中国人开拓了诗的创新表达方式——新诗。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是瓦解中国旧体诗、借鉴外国诗的产物，是“新变”的结果。过去一百年，新诗因为适应新的时代，语言方式，而成为现代中国人诗意表达的主流方式。但是，新诗是不是毫无缺点，是不是完全不需要改善？尤其是今年是中国新诗发展一百年，很多研究者、诗人也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吕进就是其中之一。
吕进认为，新诗只强调“新变”，会带来很大的弊端，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已经问世百年的中国新诗，现在几乎还是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之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于是，吕进提到，诗歌“新变”之后，还有“守常”。在“破格”之后，还应有“立格”、“创格”。新诗的 “变”应该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新诗既然是中国诗歌，它就有中国诗歌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新诗要重新认领这些‘常’，同为中国诗歌，新诗和旧体诗就必定有基因相承。这种‘常’，体现在形式上就是，要有一定的审美法则。守常求变，这是新诗发展的正常之道。
吕进主张，新诗也应该有格律。“新诗、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近百年中也出了不少佳作，为新诗赢得了光荣。但是把新诗的“新”说成是无限的任性，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来路、不讲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比如人们曾经以为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自由诗，这是误解。就连他的著名长诗《列宁》，长达12111行，也是格律诗。在具有几千年格律诗传统的中国，新诗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冲破旧体诗束缚获得自由的新诗，如果讲求格律，不等于给新诗带上“枷锁”吗？吕进并不这么认为，“凡艺术都没有无限的自由，束缚给艺术制造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才给艺术带来机会。艺术的魅力正在于局限中的无限，艺术家的才华正在于克服束缚而创造自由。当自由诗被诠释为随意涂鸦的诗体的时候，它也就在“自由”中失去了“诗”。没有标准，伪诗、质量低下的诗就有了生存空间，写诗就成了世间最容易的事了。必须提高写诗的难度。在诗歌艺术规范里寻找张力，在诗歌审美法则里寻找自由，当然是件难事。在古代，要写出好诗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中国古代诗话记录了许多古人在这方面的逸闻趣事：“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句句深夜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没有这样的审美创造，哪有辉煌的中国古诗？”
关于诗的发生学，吕进这样分析诗歌的生成过程：“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诗的传播就是从内心走进内心，从诗人内心走进读者内心。”他这么说诗，“诗是空白的艺术。诗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诗在时间上的的跳跃，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臧克家的《三代》只有六行：“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既写出了一个农民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诗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歌。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读吕进的诗论，会发现，他的诗论是本体论，他研究诗歌发生学、诗歌审美心理，诗歌的美学本质。他考虑诗与生活的关系，诗与语言的关系，诗的作者与作品的内在关系。他说：“我的兴趣始终在基础理论研究，对时尚思潮的跟踪、对诗人的评论不太感到乐趣。后来，社会风气变化，有些时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随意而浅薄的东西，有的诗人评论已经下滑为圈子评论、孔方评论，我就更加关起门来专注于诗歌的文体研究了。”
吕进简介
西南大学二级教授，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历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直辖市文联主席，全国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多届评委；总部设在韩国的世界诗歌研究会授予第7届世界诗歌黄金王冠，撰写和主编诗学著作、诗集、随笔集41部，共78卷，多部获奖。代表性著作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国现代诗学》、《吕进文存》（共四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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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之滨 2018-10-12
诗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