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任而为离开中国回法国所持护照。
楼国英/文
历史不会说话，但可以见证一切。曾有一名优秀的法国军医，把一段美好的青春留在了成都。
任而为1919年来成都时27岁，他在成都整整工作了6年，期间没有回过法国。由于在成都呆的时间很长，护照过了期，到1925年秋回法国前，他在当时的法国领事馆重新办理了一本有效期一年的护照，作为回国的身份证件。这本泛黄的护照显示他离开成都时为33岁。
奋笔疾书，向世人呈现在川的所见所闻
1925年12月2日，经过近两个月的旅途颠簸，任而为回到了法国马赛。
行走在马赛港口，任而为常常遥望来去的巨轮，心怀惆怅：斜阳暮色之中，有谁可以带来遥远的成都的消息？有谁知道“一纯”的近况？
也许是思念无法排解，也许是为了书写这6年的独特经历，任而为决定移居“度假天堂”尼斯。
护照显示，任而为离开中国时33岁。
尼斯，法国东南部城市，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带，终年温暖，蔚蓝的地中海与巍峨的阿尔卑斯山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地标。神圣的古罗马历史文化、普罗旺斯薰衣草田散发出的浪漫芬芳，以及带有异域风情的地中海美食。
心将流水同清静，任而为工作之余，奋笔疾书，把自己在成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写成了四本书。第一本书《一名汉族女子》，以他和这名成都女子的恋爱情结为背景，描述了他们之间六年交往的悲欢离合，六年心心相印的深情和无奈。
《一名汉族女子》获得了1929年的法国学院奖，这个奖项是专门为传播世界风土人情做出贡献的文学作品而设立的。任而为在这本书里通过他与那名成都女子的恋情为引线，向世人介绍了大量当时四川和成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这本书曾在当时的汉学界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领域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1925年12月2日，经过长途跋涉的任而为回到了法国马赛。
1933年，任而为出版了《法国医生在中国》一书，记录了他在成都亲身经历的行医轶事，以及和四川各界朋友圈的往来和友情，为传播当时四川和成都的风土人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可惜的是，任而为出版的四本关于四川和成都的书籍，至今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今天的我们还不能读到一个法国医生笔下晚清四川的风貌和风土人情。
任而为写下的四本书籍。
殷殷嘱托，为了家族完成寻迹之旅
父亲保尔·任尔维欣喜儿子从成都平安回来，但短暂的欣喜后又陷入深深的担忧，因为他发现儿子的心还在中国，还在成都，还在那位魂牵梦萦的女子身上。担心儿子再跑回中国，保尔·任尔维于是很快给儿子选定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亲事，希望用婚姻和家庭找回儿子留在中国的心。
任而为拖了数年才听从父母之命，与父母选定的女子成婚。婚后，他们只育有一个女儿，后来有一个外孙子和一个外孙女，外孙女的后代就是斯黛瑞。
作为任而为家族的第四代，欧劳尔·斯黛瑞，时龄三十岁出头，是一名自由撰稿人，靠为报刊杂志和影像媒体提供稿件为生。也因为这一点，斯黛瑞成为继曾祖父之后家族中唯一能以笔杆子为生的人。任而为的女儿，即斯黛瑞的外婆，一直对父亲任而为崇拜敬仰，希望能把他的文化遗物整理出来，重树任而为的影响，但这么多年家族中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真正能担纲此任的人。
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外交官和在成都的法国学者、医生以及英国驻成都领事办的官员及其眷属（右二为任而为）。
直到看到斯黛瑞开始了她的文笔生涯，她的外祖母——任而为的独生女，才看到了可以托付父亲文化遗物的人。因此，她不断地给斯黛瑞讲述任而为的故事，给她介绍任而为留下的笔记本，照片，书籍，手稿等遗物。2015年5月，斯黛瑞的外祖母重病在床，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她正式宣布把父亲任而为所有的文化遗物交由斯黛瑞继承和处理，并郑重叮嘱斯黛瑞一定要替她完成未能实现的遗愿：去中国，去四川，去成都，寻找父亲任而为工作和生活过的足迹。
这不仅是亲爱的外祖母的嘱托，更是一个家族的文化流传，从那一刻起，斯黛瑞的心里，点亮了一盏寻迹之灯。
猛然回头，他一直在成都深处
要寻找一段近百年前的历史，对于一个从未来过中国，对成都完全陌生，也不懂汉语的人来说，困难可以想见。这段孤悬海外百年的历史，从哪里可以找到突破口？
斯黛瑞开始在法国查阅有关成都近代史的书籍，在她能看懂的法文和英文书籍中，找到了一本由一位年轻美国学者所研著的有关成都百年近代史的书。这位美国学者多年前曾在省对外友协的帮助下，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四川大学学习和苦心钻研过成都百年近代历史。但是在这本书里，丝毫没有任何可以和任而为有丁点联系的线索，但斯黛瑞依然给这位美国学者发了邮件，希望指点迷津。
这位美国学者给了斯黛瑞四川省对外友协一位领导的邮件地址，并说省对外友协一定会为她提供帮助。就这样，斯黛瑞用英文向四川省对外友协我原来的上司发去了一封请求帮助的邮件。而这位我原来的上司深谙外事无小事这个原则的重要性，所以希望在法国教书的我能帮助先查证一下任而为这个人。于是，他向我发来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打听一位法国医生”的邮件。这也为我开启了帮助斯黛瑞寻找曾祖父在成都的足迹之门。
与此同时，那位美国学者还给了斯黛瑞一个她在成都的朋友的邮件地址。司黛瑞也向这位成都朋友发去了请求帮助的邮件。这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成都朋友热情负责，去查了四川大学，省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史料档案。除了在档案馆查到一张当时在法国传教会工作的人士名单上注有任而为的名字外，没有发现任何其它和任而为有关联的资料，也没有找到任何任而为工作过的法国教会圣修医院和巴斯德研究院的相关资料。
于是，斯黛瑞决定亲自到成都来实地查找。在省对外友协的帮助下，司黛瑞电话联系了我，并向我倾诉了她的难处：作为自由撰稿人，她没有固定收入，负担不起翻译的费用。感动于任而为的事迹，我决定利用没有课时安排的自由时间陪她到成都，并给她当义工翻译。
在成都寻迹期间，斯黛瑞得到了成都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她走访了平安桥圣母教堂，那里有她曾祖父工作过的医疗诊所的手术室； 参观了前身为法国教会圣修医院，解放时更名为和平医院，然后成了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而现为成都大学附属医院的医院大楼。
2015年，斯黛瑞就成都古建筑保护采访知名专家谭楷。
同时，斯黛瑞还参观和游览了她曾祖父书中提到的成都一些老地名和老街道：北较场，少城，东门外，北门外，南郊南门外，白鹿镇，平安桥教堂，雅安宝兴大教堂等。她也利用这次寻祖迹的机会了解四川的茶文化，大熊猫的科学发现，成都的现代化建设，她很赞赏成都在对古建筑和历史地标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回法国后，斯黛瑞把这些游览采访写成了专题报道，刊登在相关的法国期刊杂志上，让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成都的过去与现在。
斯黛瑞多次对我提到，曾祖父在成都六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既是他一辈子的幸福记忆，也是他终身忧闷的源头，因为自从任而为从成都回到法国后，家人们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心底总有着一股郁郁寡欢的思念，那就是他永远无法再解开的成都情结。有生之年没有能再来中国，任而为视此为他终身的遗憾。
斯黛瑞离开成都的前一天，我和她去了平安桥大教堂。在路过教堂对面马道街75号原成都市政府第三办公区时，我指着那幢高高的办公大楼对斯黛瑞说，我在那里工作过很多年。参观完平安桥大教堂和神父话别时，我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请教神父黄益亮，民国时期的法国教会圣修医院建在哪儿？黄益亮顺手一指我曾工作过的那幢办公大楼说，医院就建在那里，直到解放后搬去了城北。
万里追寻不得见，猛然回头无意中。云升日落，世事迂回，任而为，他一直在成都深处。
（作者系法国波尔多大学毕业的管理学博士，任教于法国多所私立高等商校。档案资料和图片除少数几张注明出处外，其余未注明出处的均源自任而为曾孙女斯黛瑞提供的任而为个人资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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