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紫藤巷杀人案 董昀：从报案人到重刑犯

董昀站在铁路宿舍和紫藤巷之间的小路上 对封面记者讲述当晚的经历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发自北京、山西翼城）

山西，翼城县。

在那件大案发生前，县城里很多人都认识他。“那时候谁都知道刑警队的’东东’，但知道我大名的没几个”，董昀笑着说，“没办法，有时候买单签的都是’东东’。”2006年初春，“东东”的小名突然之间就被“董昀”取代，传遍了大街小巷。

2006年2月14日，情人节。翼城县北关村党总支书记的女儿李慧，涉嫌与情夫合谋杀害丈夫马朝晖被刑拘。同日，案发当时被李慧叫到现场协助报案的董昀也因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一同被刑拘。

2014年9月，经历长时间审判和上诉，山西省高院二审终审判决董昀犯包庇罪，情节严重，处以该罪名的最高刑期：10年。此时，董昀已经在看守所呆了8年又8个月。

2016年2月13日正月初六，董昀刑满释放（终审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3个发小通宵驱车以便清晨赶到监狱接他。

2018年3月16日，封面新闻（thecover.cn）记者在北京见到正在为复审寻找律师的董昀。10天以前，最高检下达了今年第一号刑事申诉复审通知，通知称李慧等杀害马朝晖一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前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建议最高法对该案进行复审。

这是12年前，被带上黑色塑料袋押往审讯地以来，董昀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董昀

董昀对酒精过敏，不喝酒，但抽烟抽得厉害。讨论案情的时候，香烟一包接着一包。但他很有耐心，善于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从不插嘴；回答的时候，他会认真根据刚才讨论的话题，甚至谈话者的需要，做出回应。

抛开案情闲扯时，董昀聊起过去没心没肺、胡吃海喝、天马行空的日子，他“贪玩”的一面才渐渐显露出来。

董昀曾经很有人缘。上高中的时候他就是班长，“但我学习差的很”，董昀笑着说。同学去相亲，朋友去见网友，都要带着他，一是为了“壮胆”，二是他开朗随和的性格，很招女孩子喜欢。

1992年，中学毕业后，董昀跑到上海去打了两年工，回来后被翼城县公安局聘用，成为技术科的非在编技术员。

董昀十分怀念刚进刑警队时的生活，“那时候刑警队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一线刑警的工作很辛苦，每天睁眼就要满城跑，有了案子一连好几天都睡不了觉，作息时间也很混乱。董昀称那时候常常中午起床吃早饭，晚上吃午饭，到了半夜还要吃一餐。

同事、朋友一度是董昀生活的全部，“那时候我经常跑到朋友，甚至女同学家里蹭饭。去了就说一句，叔叔阿姨我来了，坐下就吃。”

由于经常开警车出门办案，董昀的驾驶技术很好，又有耐心，身边很多女性都找他学车，“身边朋友的老婆，她们的开车基本都是我教出来的。”而这些女司机中，也包括李慧。

李慧是董昀的中学同学，李慧的丈夫马朝晖则是董昀的牌友，李慧的哥哥李志华还和董昀同在县公安局技术科工作。案发后，董昀开去李慧家的“捷达”车，也是李志华借给他的。

2002年，马朝晖犯了腰间盘突出，李慧向董昀求助。董昀还开着车带李慧和马朝晖去临汾按摩。

董昀告诉封面新闻，虽然他和李慧关系很好，但在案发前，他完全不知道李慧已经和李文浩有了婚外情。他也曾目睹过李慧和马朝晖吵架，但不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差。

“（案发前约半年左右）那时候马朝晖和我们打牌，李慧还过来骂他，’你不知道你腰疼吗，一天躺在床上哼哼，还在那儿坐着打牌’！”董昀觉得李慧是关心马朝晖的。

2003年10月2日，国庆节长假第二天，“紫藤巷凶杀案”当天。一大早，董昀陪着刑警队的同事卫长征去邻县办事，下午回了趟单位，“晚上我约（刑警一队刑警）宋镪吃饭，但他说他要和马朝新（马朝晖的弟弟，刑警一队刑警）吃饭，马朝新的表弟来了。我和他们不熟，就没去，和卫长征我们两个人去吃的饭。”

李慧和李文浩所居住的紫藤巷

报案

晚饭后，董昀、卫长征以及卫长征的朋友，三个人去北关文化广场“足生堂”洗脚，董昀感觉当时大概六、七点钟。

红旗街是翼城县的主干道。北关文化广场就位于红旗街西沿线和绛源北路交界处。这是片热闹的商业、生活区。当时，董昀和妻子在北关文化广场以南100米处的铁路家属院里租了一个公寓。李慧和马朝晖紫藤巷的家，和这个公寓只隔了一栋楼。

董昀在“足生堂”洗脚期间，给李慧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李慧的大姐（李翠仙）是北关宾馆的经理。北关宾馆一楼有些门面房，我就跟李慧讲，和你大姐说说，我们也开个洗脚房。她说她还在单位加班，回头再说。”

董昀称，当晚再接到李慧的电话，已经是深夜11点以后。

董昀的妻子杜燕霞表示，董昀当晚11点左右到家，很快就接到李慧的电话，“她（李慧）打过来就问，’东东，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家。然后她就说，’快来看看你哥咋啦？’”董昀跟妻子说了一声，立刻就出门了。

根据封面新闻的计算，从董昀家出发，匀速步行到紫藤巷只需要1分30秒。而董昀下楼是开车出发的，从发动车到紫藤巷也不会超过5分钟。

“我到的时候，李慧应该在（她的）车里。看到我来，立刻就出来等我。她跟我说，’你快进去看你哥咋着呢？’我一进大门，好家伙，院子里全是血，往里面走，客厅里也是血拖痕，顺着进去到（二楼）楼梯口，就看见马朝晖在地上。”

“我看到马朝晖的一瞬间，就听见外面摩托车响”，开摩托车来的是马朝晖的弟弟马朝新，“马朝新一路叫着哥哥、哥哥，冲进来。我就去抱他说，’胖子（马朝新的小名），咱都是公安局的，千万别把现场破坏了。’”

董昀记得马朝新看到李慧就骂，“李慧，我X你，你把我哥咋了。”董昀正掏手机报警，看到马朝新气急败坏的，又赶紧上前劝架。眼看马朝新抓着李慧不放，董昀只好先护着李慧出门。

但在2006年6月20日的专案组出具的《侦查终结报告》中，专案组否决了“董昀劝架”的说法，称“马朝新……首先关心的是他哥’现在怎么样了’，而不会无端撕扯、哭骂李慧。”

李慧出门后，董昀开车试图将她带到附近李翠仙的住处，在绛源北路附近遇到了正开车赶往现场的李翠仙。李慧被李翠仙带走后，110警车也抵达红旗街和绛源北路的路口。随后，董昀又带着110去了现场。

但董昀将第一现场发现人李慧带走的做法，在此后被2006年专案组称“违反职业常识”，还成为了将他列为嫌疑人的理由之一。

被捕

董昀个性冲动，遇事常常行动快于思维。15年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董昀总是想，要是当时他要是晚几分钟出发，比马朝新后到，是不是完全是另一个结局？

2003年10月5日，董昀在办公室被留置询问了两天后，恢复自由。董昀认为，当时他整个晚上都和刑警队的同事在一起，有和他们的通话记录做证据。

2003年10月2日案发当天，董昀的活动图示

“（10月2日晚）我完全没有一个人的时间”，董昀表示，“他们（翼城公安局）拿到通话记录，是固定了我的时间的。”但翼城公安局却在2010年的《关于马朝晖被杀案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董昀因为当时没有被列为嫌疑人，所以没有调取过他的通话记录。

案发后一年的2004年10月中旬，李慧、李文浩因妨害作证罪和伪证罪被拘留，董昀也被当时的专案组“请”到曲沃宝利宾馆协助调查，“我当时非常积极的配合调查，没想到后来把我自己给调查进去了。”

董昀记得专案组反复问他10月2日晚上的活动经历。“事情过去一年了，虽然大致情节我记得，但细节我根本想不起来了”。

专案组反问他，“那天发生杀人案这么大事情，你会不记得？”董昀回答，“杀人案跟我有什么关系。”虽然问话的都是上级领导，董昀还是没忍住又补了一句，“你前天吃的什么饭，你记得吗？”

即便如此，“协助调查”21天后，董昀还是被放了。

从报案人到重刑犯

董昀记忆模糊的细节正是10月2日晚，他和卫长征、卫长征朋友离开“足生堂”后的经历。

按照董昀的回忆，他们三人离开“足生堂”后，宋镪就打电话来，叫他去“太阳磁场”酒吧玩。“太阳磁场”就在“足生堂”楼下，他直接就去了。时间大约是9时。宋镪也在此后的问询中证实9时左右，他给董昀打过电话。

但卫长征在接受问询时表示，他们离开“足生堂”后，卫长征把董昀送回了家。

2006年专案组认为，董昀做伪证，他没有在洗完脚后直接去酒吧，而是落了单，并在这个时间去了李慧家，帮助她和李文浩打扫了现场，并毁灭了杀人证据。

根据2003年案发后翼城县公安局出具的尸检报告，马朝新的死亡时间在10月2日晚9点45分左右。后来数份判决书认定犯罪事实为，当晚9点45分李慧伙同他人将马朝晖杀害后，打电话给董昀，让他来帮忙。不过该通话并没有通话记录。

但在缺乏通话记录的情况下，董昀同样无法证明在告别卫长征的时间，以及去酒吧见宋镪的具体时间，还有如果落单的话，他做了什么。

董昀站在铁路宿舍和紫藤巷之间的小路上 对封面记者讲述当晚的经历

同时2006年专案组委托临汾市公安局为董昀做了足迹鉴定，认定现场2号作案人足迹就是董昀的（2003年，现场勘查人员有3组足迹是作案人所留，其中1号足迹被临汾市公安局鉴定为李文浩所留，3号作案人足迹至今未找到可比对的嫌疑人）。

2006年2月14日，案发2年零5个月后，董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刑拘，至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看守所。

逼供

也许是因为做过10年刑侦工作，董昀的观察力很惊人。封面新闻记者和他在侯马县车站附近停车场等人聊天时，董昀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20多米开外的一个西服背影。随后，董昀告诉记者那人正是原翼城县刑警一队大队长徐运生。

2006年2月14日被刑拘后，董昀被直接带到了临汾绿苑度假村宾馆的一个房间。董昀自述，在这个房间的一张铁椅上，他度过了不眠不休的30天。

开始十几天没有人和他说话，然后就是马拉松式的长时间审讯和刑罚。房间被窗帘遮死，董昀只能从看守人员换班睡觉的状态，来判断是白天还是黑夜。偶尔他还能楼道里传来李慧和李文浩的哭喊声。后来他才知道，由于不堪折磨，李慧在刑讯期间，尝试了绝食和自杀。

董昀至今手指关节、膝关节、脚趾关节都有痛症，他称这些都是当时长时间带背铐、脚铐以及殴打的后遗症。

2006年3月9日，董昀称他被打的受不了，按照审讯人员的意思做了有罪供述。2006年12月25日，临汾市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10.2”紫藤巷杀人案，董昀、李慧、李文浩三人均翻供，表示有罪供述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

不像李慧和李文浩只是控诉刑讯逼供过程，董昀还提供了刑讯逼供时，审讯员的大致姓名、打人的工具、验伤的法医姓名、甚至当时看守他的武警姓名等等。

在后来的一审判决书中，法庭专门为董昀提出刑讯逼供的辩解做了回应，判决称，“经查，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董昀在公安机关受到过刑讯逼供……”

在山西省高院于2014年9月下发二审终审裁定中，针对董昀、李慧、李文浩3人提出的羁押提讯地点非法的问题，该裁定认为将李文浩、李慧送押看守所后，再送到“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提讯符合规定。但其中没提到董昀。

董昀告诉封面新闻，他被逮捕后是直接被送进“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绿苑度假村宾馆的。

家人

在绿苑度假村宾馆的提审结束后，董昀终于见到了律师。他向律师叙述了刑讯逼供的经过，这位临汾本地律所的律师听完后告诉他，“哎哟，你这个案子我接不了啊！”

董昀只好通知家人赶快在开庭之前换一个新律师。

董昀的父亲原在政府机关事务局工作，母亲是县广播局的主任。案发时，二老已经退休，妻子在手机店打工，要负责他们5岁女儿的生活和教育费用，董昀的诉讼费用只好由父母来承担。

“父亲去太原给我找律师，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剩我母亲一个人在家”，董昀回忆道，“当时，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正好米也没了，油也没有了。

她（母亲）也不跟亲戚、邻居说，就一个人在家，门也不出。等父亲回来时，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后来他告诉我，母亲在那里坐了三天，粒米未进。”

董昀的父母住在当地被称作“政府大院”的机关宿舍里，在翼城县也算得上体面人家。在董昀被捕以后，母亲除了不得不出门买菜，再也没有在院子出现过，“他们路上见了熟人也不主动打招呼。因为不管你多冤，你儿子还在监狱里。”

2015年，二审终审判决下发后，董昀从看守所转进了监狱，见到了快10年未见的女儿。15岁的女儿非常内向，看见董昀后，一直低着头不说话，问她一句才答一句。

但董昀上次看到女儿的时候，她还是全大院最活泼的孩子，“邻居小孩都跟着她。”

出狱

2016年2月10日，在一次检察机关的提审结束后，李慧给律师写了一封信，“今天是正月初三，再有两天后，冬冬（即东东）就满刑而归了，而他归时，我相信他依然高兴不起来，在与亲人相拥而泣时，是心灰和不甘！”

李慧没有想错，董昀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最高检申诉。而李慧不知道的是，董昀还在努力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坐了10年监狱，董昀41岁了，他的周遭发生很大的变化。旧日朋友们都高升，自己还骑自行车。别人请他吃饭，他连回请吃烧烤的钱都没有。2017年，董昀尝试着找一份稳定工作，但一看录取标准，“一没纹身，二没有犯罪记录。”董昀这时才发现，自己好像被社会抛弃了。

“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个劳改犯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进来，我和他谈过为啥老做这种事，他说，’哥你不知道，我孩子走在路上看着人家卖包子的，但我身上连买一个包子的钱都没有。哥，我没办法，那时候，我就觉得抢也要把包子钱抢到。’”

一直找不到工作，董昀只能给人家帮忙，挣点零碎。同时他还要去北京申诉，还要请律师，但他不想家人再参与到案子里，“我出来了，我不想我的家人再到法庭。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管，申诉我自己来。我也不和他们谈论这事。”

出狱后不久，董昀把过去一直用的手机号停掉了。因为他的“酒肉朋友”都知道这个手机号，为了彻底和过去再见，他停用了这个号码。

“我要脱离掉那个圈子。”

“什么圈子？”

“你不知道，我在看守所里认识很多赌博团伙、诈骗团伙、流氓团伙的’高层’。刚回来的时候，还曾和他们一起吃吃喝喝，打牌跟以前一样。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这些特别无聊，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董昀表示即使难，他也要找份正正规规的工作，他“不想再被人另眼相看”。

2018年3月6日，最高检的建议复审通知下发后，董昀再次燃起了对案子真相大白的信心，但他也不想一直陷在过去里。董昀告诉封面新闻，他还在看守所里的时候，就认识到自己不能和社会脱节，努力的看新闻，灌输新知识。

“过去我喜欢热闹，喜欢认识很多人，现在家人是第一位的，朋友两三个就够了，在一起能喝喝茶就是很开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