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英国探险家布鲁克的清末日记

封面新闻 2020-01-15 14:28 37542

徐杉 文/图

不时听到有人感叹:即便到了乐山、峨眉山要想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也不易,要么是导游的肤浅讲解,要么是似曾相识的传说。的确,几百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乐山没有积累更多关于乐山过去、现在、尤其是对当地文化细致深入的认知。

近些年来由于课题研究,使我有幸读到一些西方人描写乐山的文字,这些文字将当时社会的一些信息保留了下来,使我们今天能依靠它们还原历史面貌,尤其是社会底层、民间生活的状态。

在这些留下文字记载的西方人中,英国探险家布鲁克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中国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行走在最边缘、最危险的地 带。1908年他在大凉山腹地被杀,遗体经多方交涉才转到乐山辖下的马边彝族自治县三河口,最后由好友福格森运到成都安葬。在布鲁克遗留的笔记中,能看到川西汶川、大小金川、丹巴、道孚、康定,以及青海甘肃等地各阶层人物、社会生活、雪山草地、寺院农夫等状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昭觉县古城墙。庄学本摄于1939年(何万敏 供图)

首次探险,狼狈不堪返回西宁

布鲁克曾是一名陆军中尉,由于执着地热爱探险,于1902年离开军队。在非洲经历了险象环生的境况之后,他决定从事探险科学研究。后来他一系列内容详实的研究报告,使他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地理会会员。

1906年3月,布鲁克到达印度,准备由印度进入西藏,考察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流。但因英国与俄国刚签署了一份关于西藏的条约限制,他被限制从印度进入西藏。于是只好改道中国,8月由上海经汉口、西安、兰州、西宁进入西藏。然而,他这次探险非但没有成果还险些丧命,他几次遭到果洛人抢劫。果洛人十分凶悍,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抢劫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他们并不以为耻,朝廷官兵也无可奈何。眼看离拉萨只有200多公里路程,布鲁克又被藏军阻止前行,他试图翻山穿小路也未能成功。最后形同乞丐,只剩下两个人,带着几匹骨瘦如柴的骆驼狼狈不堪返回西宁。

第二年11月,雄心未灭的布鲁克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他准备到四川西部探险。因为他得知四川西部生活着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少数民族,这些人几乎与世隔绝,这大大触动了他的好奇心。

1908年1月,布鲁克与米尔斯——一位同样对西部有兴趣的人,由上海经汉口到达成都。他们先后到汶川、大小金川、玉科草原、道孚、瞻对、康定等地考察,最后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成都。这趟探险结束后,布鲁克信心大增,又把下一个考察目标定于宁远(今西昌),准备横穿大凉山,深入到被称为“独立罗罗”地区。不想,就在他准备上路时,他在上海雇佣的英文翻译突发心脏病需要返回治疗,他不得不另找翻译代替。

于是,布鲁克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与米尔斯一道去嘉定,他们10月29日启程,同行有20个人:2个翻译,1个英文翻译,1个四川话翻译;2个伙夫、7个背夫、5个挑夫、1个脚夫、3个轿夫。他在成都的朋友福格森,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派自己的中国仆人去给他担任英文翻译,这位何姓仆人不但英文讲得非常棒,而且恪尽职守。

山房前的彝族人

到达嘉定,峨眉城周围山溪环绕

布鲁克一路顺利到达嘉定,三十华里外的峨眉城给布鲁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虽然不过四分一英里,但是整个地方绿树成荫,周围山溪环绕,让人感觉差不多是一座公园。”

现在的峨眉城比清末扩大了很多倍,数百年的古城墙在城市扩建中荡然无存。与城墙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峨眉往事,如今的峨眉与中国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几乎千人一面的年轻。

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可是有关峨眉山的历史文献中,僧人的数目历代没有准确的记载。而布鲁克的笔记中记载道:有僧人2000余人。

清末一直被认为是峨眉山佛教没落时期,根据这个数据推测全盛时期僧人数量一定相当惊人!这与1881年谭钟岳编撰的《峨山图说》中记述山上有120座寺院的状况大致相吻合。

布鲁克来中国的目的本来是研究雅鲁藏布江源流,但他却对峨眉山尤其是万年寺有十分详细的描述。这种描述充满学术精神。我读过不少古人描写万年寺的诗词楹联,比如唐代韦庄的“名卿名相尽知音,遇酒遇琴无间隔”;宋代苏轼的“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清代窦玉奎的“三面山光萧寺冷,一帘诗思老僧寒”。这些文字都非常美。然而细细咀嚼起来,除了美之外总觉得缺少一些科学的元素。中国古代有技术传统,但缺少科学传统。前者多靠经验积累,而后者则需要系统研究与专业训练。太过虚幻缥缈的文字,使人难以触摸到寺院的真实状况,也无法根据这些文字还原历史面貌。

可以说在有关峨眉山的文献中,对万年寺的观察描述几乎没有人超过布鲁克:

“寺庙前面是O形大殿,面对着‘尊者南殿’,左面是‘林神栖息殿’。这是一个包括七座神殿的系列建筑物,其中有一座是牌楼;第二座是七佛殿;第三座是天神殿;第四座是金刚殿;第五座是大佛殿;第六是一座螺旋形砖结构建筑物,包含一尊镀金的普贤塑像,有6英尺高,骑在一头大象上面。宋朝初年(公元960年),朝廷传令修造青铜大殿,同时也塑造一尊有100英尺多高的青铜像。明朝万历年间,皇太后要求对普贤殿,即螺旋式的建筑物认真、彻底修复,还要给大象镀金。”

晚清总督赵尔巽

细节入手,证实大象是否镀金

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虔诚信佛,先后多次赏赐峨眉山寺院与僧人,万年寺外的慈圣庵就是峨眉山僧为纪念她而建造的。峨眉山志与峨眉县志等文献中都有关于万历皇帝和皇太后与峨眉山的记载。

布鲁克是一个善于从细节入手的人,为了证实大象是否镀金,他从香客们用铜钱在铜像表面刮下、带走作为纪念的碎片中观察金属的颜色。由于长年烟熏铜像表面已经变黑,一些虔诚的信徒悄悄地用铜钱刮上面的尘垢带回家作纪念。

“铜像大约12英尺高,它的特点是有点庞大,象鼻子太长,以及6根牙齿。每边3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铸造手法细腻,一看就知道艺术家是在铸造生命。因为,象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褶皱和象鼻的细节呈现出高度的真实。塑造得极其成功。”

“塑像的每一只脚都站在莲花上面;在他的背上,是一只大熊;在象脚的位置上,是另一朵巨大的莲花,莲花里面盘上坐着一尊令人敬仰的佛像……这尊佛像是普贤菩萨像。这位尊者是一位峨眉山的恩人,或者叫女恩人,因为中国人把他的性别换成了女的。僧人告诉我,普贤菩萨化为一头象,下凡到山上,铸像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但是这次铸造包含了众所周知的暗喻,即一个众所周知的吉兆:佛的母亲在他出生之前,看到一头有6根牙齿的白象。”

万年寺普贤骑像

这尊铸于宋代的普贤骑象铜像是峨眉山的镇山宝物之一,其外形与今天并无多大变化,然而陈放铜像的砖殿却不同:“神殿的外层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被封在一间木板屋里,这间屋子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的。经由木板墙的外面爬到屋顶,我发现上面不是圆顶,而是一堆乱砖——一座低矮的好像用碎瓷片镶嵌起来的四角塔,表面看来是镶上瓷砖的。木板是僧人们不伦不类地附加上去的,意图是其免受冬雪重压……这种小心不但太过分了,而且违反了保护它的初衷,因为木材外壳有两次被烧成灰烬,不仅损坏了屋顶,而且烧坏了大象的长牙。据说是高温而融化掉的。现在的象牙是通过镀金和镶边勉强修复的。”

布鲁克文中所写的“螺旋形砖结构建筑物”,就是万年寺无梁砖殿,由于建筑风格与其他寺院迥异,他认为是印度佛教徒设计或者一起参与修建而成。在他眼里万年寺是峨眉山最杰出的建筑。

峨眉山万年寺舍利塔

考察石窟,具体崖墓未记载

读了布鲁克文字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明末大学士胡世安在《译峨籁》一书中对万年寺的描述:“古白水寺,即唐广浚禅师弹琴处。寺甚敞,居僧常至数百。宋初敕建铜殿大士铜像,亦高十余丈,历太宗、仁宗、真宗三朝,御驰宝供最多,三经回禄,尽付煨烬。明世庙重修,亦就毁。万历间,奉慈诏新建万年寺普贤一殿,螺结砖甃,颇称精固。乘象金身,峨然丈六,祝融稍戢其焰,惟是寄木穴顶,导霖直注大士髻中。顷僧建阁四层,高帱其上。”

《译峨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峨眉山志,原版仅北京图书有收藏,弥足珍贵。清代御史蒋超所著的《峨眉山志》就是以此为蓝本增加。

1885年的峨眉山万年寺图绘

将布鲁克与胡世安的文字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他们的关注点有所不同。胡世安更像写正史,叙事宏大简略;而布鲁克更关注细节,当他听说万年寺后有一个圆寂和尚的肉身,立马塞给主管和尚一笔小钱,请求同意他登上祭坛揭开盖子来看。但结果令他很失望:“发现是粘土塑的,而且做工很差。”

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到峨眉山游览,可以在当地买到许多咏峨眉山的诗词、似曾相识的神话传说,以及名人与峨眉山的故事。但是,却很难找到对峨眉山寺院、僧侣、以及生活在山中各种人物真实客观的记录。

结束峨眉山之旅后,布鲁克还考察了嘉定一些古代洞窟,这些洞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崖墓。这些“成千上万的民居和祖坟”令他十分惊讶:“有些洞窟相当开阔,能看到里面,其他则被山上冲下来的泥沙堵住了,挖通以后,可以发现大部分东西,其他东西则被洪水淹没了,小的塑像被埋葬在泥浆里……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个头盖骨的一部分,上面有黑胡须和腮毛,面部涂成红色,从照片可以看出,样子与汉人完全不一样,也和当今的土著人不一样”“动物的造型,比起任何现代中国作品更具艺术性、更生动”“大英博物馆里面没有关于这些人是什么人的线索,但是由于一些东西几乎和古代日本史前墓石碑上发现的一模一样,很可能,正是这种人在遥远的年代迁移到日本去的”。

布鲁克考察的石窟虽然没有标明具体位置,但是根据他写的是铜河和始(Su)水岸,以及洞窟内外布局,应该是凌云山下麻浩崖墓,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彭山江口崖墓。铜河是大渡河的别称。他笔记中字母写的Su水,应该是若水,即雅砻江与金沙江河流的一段。

布鲁克从崖墓里带走了一些东西,可惜由于后来在凉山被杀,这些东西也不知去向。

无论是江口崖墓,还是麻浩崖墓,其中都发现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型,是佛教传入四川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见证之一。

百年前的彝人。拍摄者:法国摄影师方苏雅

被杀之后,遗体交还颇费周折

布鲁克离开嘉定后,经雅州到达西昌,然后进入当时的“罗罗地区”。居住凉山的彝人,过去自称诺苏。“诺”意为“黑”或者“大”之意。“苏”是“人”的意思。汉人称“罗罗”是依“诺”字发音而来。彝人过去分黑彝和白彝两大类,故有黑罗罗,白罗罗称呼。

根据布鲁克的记载,当时罗罗区域大致为:“西边是会理、西昌、泸沽、越西;北边是峨边;东边是马边和雷波;南边则是扬子江。这里居住的人被称为黑倮倮,他们虽然被汉人包围着,但却是官府和附近汉人的一根肉刺。官府征服罗罗的计划,最终几乎都因经办官员中饱私囊而失败。”

布鲁克担心当地官员会阻止他进入大凉山腹地,让米尔斯留在西昌,为下一步的巴塘之行做准备,自己只带了一个翻译、三个脚夫一个夫头悄悄上路。他计划两星期之内便返回西昌,可没想到却在美姑县牛牛坝被黑罗罗阿候家族杀死。

18天后,福格森遵英国领事的请求赶到马边三河口辨认布鲁克和翻译尸体,其遍体鳞伤的惨状令福格森悲痛欲绝。罗罗人把布鲁克和翻译的遗体以及被抓的随行者带到三河口,条件是交了足够的钱才能带走。福格森被18个人组成的卫队护送到三河口守军哨所,那是马边最西边的位置,距离布鲁克出事的地点并不太远。谈判的过程颇费周折,罗罗人不断提价,最后驻扎马边的军队出面才达成协议:布鲁克的遗体支付800两银子,翻译的遗体支付600两银子,两位受伤的幸存者(一位夫头,一位脚夫)各要价400两银子。在他们看来活人应该比死人值钱,但是迫于军队的压力不得不做一些让步。

《清史稿》中记载了布鲁克被杀事件

整治边患,赵尔巽分兵围剿

布鲁克被杀后,早就想整治边患的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立刻借机派兵分两路围剿凉山,一路由马边南下,一路从西昌北上。然而清军所到之处,罗罗人闻风躲入大山密林,踪影难觅。清军最后放火烧毁了一些房舍便班师回营。赵尔巽为图长治罗罗地区,1910年4月3日上奏:《为增设昭觉县治控制夷疆,拟设官缺以资治理彝民事务折》。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便是由此而来。虽然当时县城仅七户人家,而且县令也称病多数时间赖在西昌城里。所以这里依旧是“独立罗罗”,直到上世纪50年代昭觉才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凉山彝族自治区首府,80年代首府迁至今天的西昌市。

布鲁克的遗体由旱路经嘉定运回成都,中国官员到距城门一英里远的大庙去迎接,给予很高的规格,想以此减轻英国总督的怒火。第二天布鲁克被安葬在郊外的外国公墓。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行文字“J . W .布鲁克中尉,大英帝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908年11月24日为罗罗人所残杀”。

这一年,布鲁克仅28岁。距离他到嘉定考察不到一个月。

布鲁克事件被载入《清史稿》。后来在大小凉山各个时代演绎成各种不同版本的离奇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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