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长征女杰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
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下。
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像男人一样战斗，为部队筹来一担担粮食，救助一位位伤员，唱响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贺子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
康克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
邓颖超，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蔡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
王泉媛，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
王定国，193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刘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
李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钱希均，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科长。
身体过硬、会做群众工作，才可能随部队转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
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
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
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邓六金，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负责管理民夫、担架等。
钟月林，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陈琮英，1934年为了追随丈夫任弼时参加战略转移，曾同四方面军指挥部“过草地”。
林月琴，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伯钊，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同年7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
吴仲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
汪荣华，1931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员，1935年秋，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长征。
吴富莲，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
邱一涵，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
谢飞，1934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
谢小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图为谢小梅与丈夫罗明在一起，摄于当年工作过的地下交通站门前）
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条件恶劣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
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
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
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
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廖似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杨厚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
李坚真，1934年初，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第二野战纵队司令部民运科任科长，1935年2月调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
危秀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
刘群先，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总工会女工部任部长。
刘彩香，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陈慧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金维映，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周越华，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南下川康边，任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
彭儒，1934年参加长征，不久因病又返回苏区中央分局。（图为彭儒与爱人陈正人及子女在延安）
有些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
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
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
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余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至少有18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
红25军参加长征的是７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综合《党史博览》、海南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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