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调查丨2.3万人参加南昌起义如今只找到1046人 最后一人2010去世

7月28日，经过修缮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新开馆，1042名起义参加者的名字镌刻在名录墙上，供后人瞻仰。 摄影 熊浩然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当年南昌起义参加者实际人数有2.3万，但经过几十年的寻找，只找到了1046人，其中有四个人是只知道他的姓，不知道具体的名字。

这是目前八一起义史学人物研究的最新成果。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日前夕，封面新闻记者专访长期从事南昌起义人物研究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

肖燕燕说，对参加起义人员名录的考证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但“寻访工作我们会一直做，南昌起义两万多人，我们才找到一千多人，这个比例太少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的雕塑，它代表了所有参加起义的将士。

2.3万人找到1046人

1987年9月，刚刚过完八一南昌起义60周年的纪念日，从江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肖燕燕就进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30年来她一直从事南昌起义史学研究，并注意收集整理参加起义人员的名录。

经多方查找，在2009年的时候共收录了1026人，“经过8年的寻找，到今年为止又找到了20人。”八一前夕，肖燕燕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参加南昌起义人员的最新数据是1046人，但其中有4四个人只知道姓，而不知道具体的名字。

这是目前八一起义史学人物研究的最新成果。

肖燕燕说，当年南昌起义参加者号称3万人，实际人数只有2.3万。寻找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是南昌八一纪念馆几代工作者不断接续的工作。

肖燕燕说，1987年南昌起义暨建军六十周年时，当时纪念馆就想做一个名录展出，当时收录的名单仅有290余人。

当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人名录》一书，这是当时对南昌起义名人员已知名录较全的整理，但其中收录也不足400人。

此后，这一名录在纪念馆的努力下，不断增多。但肖燕燕也明显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征集到的名单越来越少。

 肖燕燕曾对2009年1026名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地域分布、基本构成进行了分析，其中本国参加者1019人，国际友人7人。

其中可确认的，湖南籍211人，江西籍107人，广东籍101人，湖北籍85人，四川籍76人，安徽籍37人，浙江籍24人，山西籍18人，广西籍17人，江苏籍16人，云南籍16人，贵州籍16人，福建籍12人，河南籍12人，河北籍9人，上海籍5人，山东籍5人，陕西籍4人，海南籍3人，甘肃籍3人，新疆籍1人，黑龙江籍1人，参加联席会议的海外党部籍贯不详代表8人，苏联人2人，朝鲜人3人，越南人2人(仅知其中一人姓氏)。

名录中起义时牺牲烈士共计112名(其中牺牲于南昌的2名，会昌33名，壬田4名，三河坝32名，汤坑5名，潮汕3名，病亡2名，其他31名)。

从这统计中可以发现，排在前三位的是湖南人、江西人和广东人。

肖燕燕认为，这与当年起义部队的渊源有很大的关系。

当年参加起义贺龙的第二十军有7500人，是所有参加起义部队中人数最多的。这些人基本都是跟着贺龙从家乡湖南出来的。

江西人数排第二，肖燕燕分析是因为起义爆发在江西南昌，当时南昌本地就有不少人参加了起义，后来南下途中又有不少人跟随起义部队参加革命。

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有5500人，是起义部队的另一支主要力量，该部是在广东组建，以黄埔官兵为主，另外还有不少广东北江农军参加了起义部队，所以广东人位居第三。

因为这层关系，纪念馆曾专门在上述三地加大寻访力度。

南昌起义参加者中的外国人，肖燕燕也都一一做出考证。

在国民革命初期，大量的苏联军事顾问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国共合作破裂后，大部分人被召回，只有贺龙军中等少数顾问留了下来。朝鲜和越南人是黄埔军校学员，毕业后加入中国革命的行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这7名国际友人分别是自苏联的阿托里斯夫斯基和莫·弗·库马宁；朝鲜的毕士悌、陈公木、金元凤；越南籍友人则只知道是一名姓李的小个子。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长期从事南昌起义人物研究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

已知名录最后一人2010去世

对参加起义人员的考证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肖燕燕说，一方面依据原馆藏的南昌起义参加者采访记录、回忆录进行考证，同时跟全国各地的史志办、革命烈士纪念堂等相关部门的党史人物研究专业人员保持联系。

“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各地这些相关机构发函，”肖燕燕说，有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知道参加南昌起义，但其余事迹却湮没在历史中。

“这种情况，很多是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通过几份材料印证，可以确证这个名字参加了起义，但其他事迹就不可考了。”肖燕燕说。

随着10前纪念馆参加起义人员名录墙的展出，有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人也开始主动找到纪念馆，并提供相关资料。

肖燕燕说，对于这些民间提供的线索和资料，同样需要进行求证和甄别。

“最常见的就是一人多名的问题，比如黄霖，当年的名字叫罗直方；彭猗兰，当年的名字是安琳；叶涛，又叫戴志青；李何林，当年的名字是李昨非等等。”肖燕燕说，“还有一些后人找到我们说，他们家的某个父辈参加了起义，又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我们也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旁证，这就存疑。”

据肖燕燕介绍，在已知的名录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是彭猗兰。

1908年彭猗兰生于安徽芜湖，1925年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教导员。后随林伯渠至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彭猗兰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2010年6月29日凌晨逝世，享年102岁。

在彭猗兰前一年去世的唐子奇，出生于1907年他。他当时跟随贺龙的第二十军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农垦部林政司司长，林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

肖燕燕说，之前很早的时候馆里侧曾找过彭猗兰，并做了一些采访，但后来中断了联系，馆里不知道她住哪里，也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

“2007年做名录陈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她还健在，后来征集资料，我们到处发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肖燕燕说，“找唐子奇时，我们发函到林业部，林业部回复唐老还在，我们都大吃一惊。”

得知两位百岁老人还在后，肖燕燕和纪念馆的领导专程就去北京看望他们。

但这样的缘分，在肖燕燕30年的追寻中实在太少了。

   “健全和完善起义参加者名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肖燕燕说，“寻访工作我们会一直做，南昌起义两万多人，我们才找到一千多人，这个比例太少了。”

7月28日，经过修缮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新开馆，1042名起义参加者的名字镌刻在名录墙上，供后人瞻仰。 摄影 熊浩然

“生要保卫贺龙，死也要保卫贺龙”

肖燕燕说，确认姓名的1042人的名字，将会镌刻在纪念馆的名录墙上，供后人瞻仰。

今年3月份，纪念馆开始闭馆整修，重新布展，将在八一前夕重新开馆。

此前在1997年，建军70周年时，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展展示了104位起义参加者的照片和简历。

“照片展出后效果相当好，许多起义者亲属在展厅看到照片后，非常激动，过后又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提供更多的资料给我们，有的甚至把珍藏多年的参加过起义的亲人用过的物品捐献给我们，”肖燕燕说，今年纪念馆还将延续这一做法。

这些文物以及背后的故事与人物一起都成为南昌八一纪念馆里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5年，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帽儿胡同，请求李硕勋烈士的夫人赵君陶捐献李硕勋同志遗物。当时赵君陶虽然年老体弱，正病卧在床，但仍分外高兴地接待了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同志，取出一个小箱，将珍藏在箱子里几十年的李硕勋生前用过的物品，如眼镜、烟嘴、领带、西装上衣、西裤、袜子、手套、鸭舌帽、棉裤等共十件，全部赠送给了八一起义纪念馆珍藏

今年八一前，在四川工作过的舒国藩后人，就把老人生前一直珍藏一方弹药箱捐给了纪念馆。

舒国藩，1907年2月生，江西南昌人。1925年，经方志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舒国藩调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南昌起义时他代表江西省农协和贺龙、叶挺等一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舒老的这个弹药箱是有故事的。

肖燕燕说，当时舒国藩是江西省农协的负责人，他带领农协人员在南昌状元桥协助起义军守卫，不让敌人逃跑。

“这个弹药箱是起义军带过去的，起义军撤走舒国藩觉得这个箱子还蛮好用的，就一直带在身边。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一直带在身边，一直在使用。”肖燕燕说。

新中国成立后，舒国藩到西南工作。1988年，受聘担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2003年2月10日在成都病逝，享年96岁。

此次纪念馆重新开馆后，这个弹药箱作为新征集的一件文物，将会展出。

肖燕燕说，原来馆里的征集工作侧重于采访起义参加者，侧重于起义参加者的回忆录的征集，事实上，当想要健全起义参加者名录时，才发现很多起义参加者本人资料都不齐全，包括他们本人生平简历、照片、遗物等都没有征集、留存。

“起义参加者的年轻和后来的照片，想舒老这样使用过的东西，现在我们很希望后人能多提供给我们一些。此外现在亲历者们亲笔写的自传，也是我们非常看重一块，希望能丰富一些。”肖燕燕说。

四川人黄霖(1904--1985)，著有《从武汉到潮汕——贺龙警卫连长随军见闻记》《南昌起义亲历记》。

四川讲武堂毕业，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第二十军特务营任第一连连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任南昌警备司令部政委、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黄霖去世后，他将一部分骨灰洒在南昌起义时的叶挺指挥部旧址。

“他说，生要保卫贺龙，死也要保卫贺龙。”肖燕燕说，“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纪念馆珍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