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姐夫”司马相如 还是汉武帝认可的“非常之人”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摄影 陈羽啸

按照今年夏天最为热门的文化现象，上演了“夜奔相如”“当垆卖酒”的卓文君，应该算得上是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一提起四川历史名人司马相如，人们总是对这位“姐夫”“琴挑文君”“凤求凰”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反而对他在辞赋、外交、蜀学等等方面的功业视而不见。

作为中华文化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汉代卓越的政治家、汉代蜀学的开拓者和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四川历史名人，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绝不只有风流千古的“凤求凰”的爱情故事。

8月31日晚，“名人大讲堂”第二季第四场讲座如约而至。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四川省司马相如研究会会长李大明来到四川省图书馆，登上“名人大讲堂”，带来一场题为《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和非常功业》的精彩演讲。

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李大明教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他从传奇解密、风流千古、非常之功三个层面开讲，让线上线下的观众们看到了一位融冶古今、渊博通雅的全才，一位超级文化大师，一位不朽的历史名人。

讲座的过程中，李大明想起了2003年他在蓬安司马相如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即兴念了一首打油诗，以此表达他对司马相如的仰慕之情：“汉家天子爱文采，相如得意登陛阶。昆明池映嘉陵水，集贤殿连读书台。琴心挑动文君喜，《大人赋》成武帝怀。千古倜傥非常事，长随游子梦中来。”

自叙“蜀郡成都人”？

生于蓬安，长于成都

关于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但根据史学家说法，司马迁写《史记》也是誊抄司马相如《自叙传》，其中写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但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这一说法存有争议。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对此持批评态度：“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及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意思是说，没有记载其祖先父辈的事迹，也没有涉及司马相如故里等内容。

尽管历来论著、辞书、教材等均沿袭此说，未有怀疑。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四川南充市、蓬安县的专家学者根据南北朝隋唐以来的方志舆书和《地理志》，尤其是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设置相如县的史实，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司马相如故里在汉代巴郡安汉县，梁代梓潼郡相如县，即后之蓬州、今之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

李大明教授根据有关史料，对司马相如“祖先所出”及其故里、籍贯做一些补充和分析。他认为，“司马相如故里”在汉代巴郡安汉县，梁代梓潼郡相如县，即后之蓬州、今之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梁代在安汉县地改置相如县，正是根据此地留存有司马相如“故宅”“相如坪”“琴台”等遗址、遗迹或纪念地。而司马相如《自叙传》言己“蜀郡成都人”，应该是自述其后来“落籍”而定居于成都。从其《自叙传》言其“以赀为郎，事孝景帝”来看，他家的产业这时已在成都，故以此作为鬻职的资格。他所作的《自叙传》，也就从落籍成都为始，这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籍贯”。

一言以蔽之，李大明教授认为司马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

编造“三角”爱情故事？

这简直就是“恶搞”！

风流千古的“凤求凰”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应该怎么解读，之后还有没有后续和“八卦”，为什么历代评价的分歧那么大？李大明对此娓娓道来。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这段记载于《史记》上的“花边新闻”，让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

其实，这段风流韵事并非司马迁先生的“八卦”，而是司马相如在《自叙传》中的描述。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并无半点扭捏隐讳，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对于自己追求卓文君一事非常得意。他的初衷是惊艳于文君的美丽，至于财富，大概算意外的收获。

从这一风流千古的爱情婚姻故事的开场和前半程来看，司马相如和他的朋友、临邛县令王吉是有“预谋”的，暗藏着男人的机智和狡黠。司马相如是一个为了“抱得美人归”的心机boy，目的也达到了，所以这是一场“才子配佳人”的大团圆结局。乃至相如、文君夜奔驰归成都以后的故事，继续朝着喜剧的方向发展，司马相如是人财得兼，登上人生巅峰。

尽管正史到此为止，并不妨碍后人的添加、附会、演绎。《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明清之际一位文人的小说《故琴心》，甚至编造了“三角”爱情故事，以及借尸还魂的离奇情节，李大明直言，这简直就是“恶搞”。

为何是汉武帝认可的“非常之人”？

伴君善处的人生智慧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遇合，是中国古代非常典型的君臣遇合的个案。李大明教授根据相如《自叙传》和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补续分析，汉武帝不只是极其欣赏他的文学才能，还欣赏他的政治才干。

司马相如所建立的功业，绝不只是在文学上创作了具有开创意义和标志意义的《子虚赋》《上林赋》。他还是汉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两度奉使西南地区，对朝廷妥善处理与西南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的关系，解决好蜀地社会治理、发展交通边贸等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作出了特殊贡献，是“万代推功”的拓边功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他也用这一贡献来服务和报效生他养他的巴蜀大地和父老乡亲。

此外，他对汉武帝时期礼乐制度的建立，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的遗作《封禅文》，就是建立这一礼乐制度的“总纲”。

李大明教授点评，司马相如和汉武帝的君臣遇合，是有始有终的，甚至是善始善终。文能辞赋作文，武能奉使西南，目光长远到为后来的封禅大典做“顶层设计”，司马相如的这些功业都能令“天子大悦”。

乃至在司马相如去世12年后，汉武帝的《求贤诏》还引述司马相如的话，以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作为贤才的标准。在汉武帝看来，司马相如不但是旷世难遇的才子、文豪，还是难得的功臣、良臣，是做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所以他很注意“善待”司马相如。当然，作为臣子的司马相如也很注意“善处”，在“伴君”过程中始终体现出可贵的人生智慧，尤其是在讽谏君过时注意分寸和实际效果。这很不容易。

“他好学、进取、创新、奉献，又具有读书人可贵的淑世情怀和清醒的‘讽谏’意识，故能仁民爱物、抚时忧国。”谈及司马相如身上那些值得当代人学习的品质，李大明教授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