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百炼成钢张之洞（三）

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光绪七年（1881）六月，慈禧终于做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张之洞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同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

就在这一年，张之洞与李提摩太在山西相遇。李提摩太，字菩岳，英国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1869年离开英国，来中国后到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此人很有手腕，他通过上层路线结交清廷权贵，参与晚清上层政治改革，是少有的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人物。

李提摩太全家在中国山西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发现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信中说：“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

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锐为襄校兼监院。这些举措虽然带来局部改观，但张之洞意识到，孱弱的清朝需要“兴办洋务”才能自强。

吴啸《李提摩太与张之洞的关系研究》介绍，一日，张之洞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案中，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提议。其中，有修建铁路、兴办工业、开发矿藏、开办工厂等各种提议。但曾国荃认为李提摩太的行为是“盗窃中国人的心”而未采纳，张之洞对李提摩太的这些提议十分欣赏。时逢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邀请他当顾问，却被颇有心机的李提摩太拒绝，他认为四处传教更有利于思想传播。

李提摩太夫妇在中国

张之洞在与李提摩太的交谈中，受到西学的影响，逐渐“西化”，从一名坚定的清流派官员转向了洋务派的重要官员。

可是，正当他在山西筹建洋务局时，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年（1884），法国在越南猖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上陈抗法之事，多所谋划。

据《张文襄化公全集》记述，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中国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 ”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李鸿章肖像照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四岁，当属晚辈，因为有慈禧撑腰，并不“买账”。光绪十二年（1886），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抵住非议，继续延聘他们。

张之洞与李鸿章的矛盾不止于此，中法战争后，清流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张之洞从清流派中跳出，转而学习洋务，成为继李鸿章等人之后的“洋务殿军”。李鸿章曾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到庚子事变，李鸿章与张之洞因政见不合，以致相互谩骂起来。李主张联俄，张主张联日，李力持签订辛丑条约，张反对签约。李上奏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有人将此语传入张之洞耳中，张大怒道：“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

为此，慈禧不得不下诏为二人调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也是张之洞的口号，具体体现在修筑铁路与建工厂这两件事上。“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西洋富强，尤根于此。”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

同年八月，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上任第一急务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夸下海口：“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

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万两白银，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汉阳兵工厂全景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的“西学为用”还体现在教育与强军，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他在湖北、江苏两地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江苏，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张之洞也注意训练军队，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

据《谭嗣同全集》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11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

汉阳铁厂纪念牌（图据楚天都市报）

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封勇、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分歧不止于此。《张文襄公年谱》记载，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中，更易看清张之洞在维新中扮演的角色。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底，杨锐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的部下，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得意门生杨锐而未成。

戊戌六君子

【主要参考文献】

《张之洞》（唐浩明）

《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雷文景）

《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

《谭嗣同全集》（谭嗣同）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