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李敬泽在马识途的书房。 摄影吕甲
对文学进行评论形成的批评家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学院内进行学术知识生产的理论化批评家。另外一种，实际上是在谈论鲜活的文学经验，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更近于诗，是作家型批评家。李敬泽无疑是后者。
文学评论几乎每个文学从业者都写过，但真正写成批评家的不多。李敬泽是少数中一个，而且是佼佼者。
不过，李敬泽并不仅会写文学评论，他更会直接写自己的东西。或许是因为他文学批评家的声誉太高，带来一定的遮蔽。导致人们对他文学创作的了解程度，还远远不够。
2016年岁末，李敬泽的新书《青鸟故事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与被译介到法国的法文版一起面世。这给了我们一个良机，重点了解一下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李敬泽。
以钱穆式“温情和敬意”的历史态度
进行一场盛大的历史远征和想象“历险”
“青鸟”是指什么？在书中，李敬泽收入一篇名为《飞鸟的谱系》的文章，解释了它的寓意。在汉语中，“翻译”中的“译”字，正源出于鸟。而且，此义不仅汉语如此。在西域、在跨越蓬山之远、云外之遥，鸟也负责传递人类的心意和情感。这本书写的皆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书里的人原也是西王母座前之鸟，所以，名为《青鸟故事集》。”
在这本关于历史、想象、故事、实物的书中，李敬泽靠着他多年文字阅读、实物目击、考察辨析所锻造的思想利器，穿越时间去追索历史，跨越空间去想象异域。他不受一般的史学成见束缚，任由思想纵横捭阖，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堪称一场盛大的思想远征，也是自由探索历史迷宫的历险记。
在自由探索历史和往昔过程中，李敬泽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奔放的想象，这一切仍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那些碎片隐藏在偏僻的角落，等待着被阅读、被重新讲述。钱穆说过，要用‘温情与敬意’去诠释历史，我尽力这么做了。”
保持对普通日常生活的敬意
辨认打捞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
在整个历史探险叙事里，可以看出，李敬泽对历史中日常事物的细节和平民生活方式葆有巨大的知识兴趣。他说：“现在读明史，看到写嘉靖皇帝在位时，记载他做了什么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其实400多年过去，他做的事儿不算什么事儿。但是，就在嘉靖年间，一个福建人从东南亚带回红薯种子，并将之推广到中国北方，由此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导致了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大事。按照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皇帝与红薯相比，轻如鸿毛。”
在李敬泽看来，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我从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作里看到了西方的平民历史，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那是我心目中可信的历史。”
提到布罗代尔，李敬泽语中带着很大的敬意，并将阅读布罗代尔看成是改变他看待历史角度的启蒙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著作，教会我要注意从日常的恒久的生活角度去看历史，而不是只看帝王将相、朝代更迭。真正伟大的历史，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演变史。在很多人意识不到的偏僻的隐晦的角落，也许藏着真正的历史秘密。”在《青鸟故事集》里，李敬泽一直在打捞“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的踪迹，倾听他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在跋文中，李敬泽用动情的语句描述这样一段阅读回忆，“1994年夏天，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夜幕降临，江水浩荡，汽笛长声短声，凭生远意。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那里有欧洲的城堡和草场、大明王朝的市廛和农田……我们看到五百年前的人们在艰难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衣裳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笔……布罗代尔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在这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
怀想《左传》原典精神
致力弥合文体割裂的“元写作”
读《青鸟故事集》的人，很容易产生一个明显的疑惑：这本书算什么体裁?不是评论集，不是随笔集，不是非虚构纪实，但也不是小说。但是，这些体裁的影子，又都有。它有很强的历史研究气质，但李敬泽说，“这本书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的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地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李敬泽把想象、虚构、历史、事实混杂在一起，呈
现出一种混沌丰富的“混搭美学”，作家蒋蓝称之为“元写作”，颇为恰切。
对“元写作”这个概念，李敬泽是认可的。事实上，李敬泽显然有一个文学“野心”——他渴望在文学的视域里，包容和展现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宏大叙事与生活细节、传统与现代、虚构与非虚构的复杂关系。“早在2000年，我写这类东西时，别人就问，这是小说，还是散文？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让你们搞清楚这是什么，我也不喜欢被界定。体裁不是那么重要，不是根本，有话要说，有歌要唱，这就是文学。伟大的《左传》、《庄子》，写的时候，分类了吗？需要分类吗？”
李敬说，他向往的是一种朝向原典的“元写作”，“这是一种精神，绝不仅仅是文体问题。原典是强力的语言和强力的精神，混沌未凿，它根本拒绝归类。《道德经》是个什么体？《左传》也绝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它们都是对有与无、实与虚、事实与想象、抽象与具象，对文史哲来去自由的把握。文学永远要不停回到最初，不断回到’元写作’。’元写作’是什么？在西方就是，荷马史诗，就是圣经，在中国，就是左传，就是《道德经》、《易经》、《论语》、《左传》、《庄子》等等，当然，我们回不到古人的境界，但是可以心向往之，试着回溯过去。”
一个认真的思考者
警惕那些“像花岗岩像火腿一样的头脑”
李敬泽是典型摩羯座，做事儿非常认真，“一件事在手上，一定要从头盯到脚，最恨失控，最恨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最看不上的是不认真、凑合。”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每期稿子他一定要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改得满篇花。“我倒不觉得累，精确、完美，乐在其中。”李敬泽对唱高调、矫情有天然的警惕。有人问他，文学能安顿心灵吗？他听到就很较真，“要看你怎么理解’安顿’这个词。如果你把文学当成宗教，其实你注定会失望。”
对文学有远见卓识，同时他又没有一丝文学上的迂腐。李敬泽看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上来一个男嘉宾，声称热爱文学，那么十有八九最后要被灭灯。也不是女士们对文学有什么偏见，我觉得是这些人确实有毛病，我是老丈人我也不会选他，热爱文学没有使他的情商更高，反而使他的情商降到了常人水平以下。文学无法让你超越，文学也不是让你与世界注定为敌，更不是让你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全球只有你高明，并因此对人世满怀愤怒。”
那么，文学对李敬泽意味着什么？“想象和感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宗教、哲学和其他一切知识不能给我的。当然有人搞了半天文学把自己搞成乏味透顶的花岗岩脑袋，那我只能说他的文学和我的不是一种文学。至于有了这种自由是否能安顿心灵，那也取决于你怎么理解安顿，花岗岩也是安顿，而我真的不太在意是否安顿，人生何其短，安顿了等死吗？”
对话李敬泽：
“作家应该有能力站在时代想象力的前端，得让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服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少时随父母先后移居河北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著有《见证一千零一夜》、《为文学申辩》、《小春秋》、《致理想读者》等多部文集。
当代书评：《青鸟故事集》的大部分内容，曾经在2000年以《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名字出版过。了解你的人知道，其实你很少再版自己的书。
李敬泽：是的。我出了十几本书，但很少修订再版，也很少编来编去又是一本。我算是鲁迅的信徒，读鲁迅的书长大。我发现他就是那些书，并不肯打乱了编来编去，书名也不变。在这个问题上，我从大先生，新书就是新书，不收旧书里的文章。而且，对自己的东西，我是第一不自信，第二不经营，所以，《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了十六年，我也没想起再版。但今年译林出版社找到我，提出新出一版，我想了想同意了。我在原稿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原来的名字本来我就不满意，所以改成《青鸟故事集》，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不喜欢这个新名字了。
当代书评：你在这本书中，对探究历史的路径突破很大，很新颖。
李敬泽：当下中国变化之巨大、思想更替之快，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可以与之相比。但十六年回首，重读这些文字，我还是觉得它提供了一个写作者、一个当代人进入历史叙事的独特角度和方法。重读当日写下的这些故事，觉得这仍是我现在想写的，也是现在仍写得出的，它自有意思。
当代书评：16年后，这本书应该仍然跟您对当下的关心、思考相连着的。
李敬泽：是的。在2000年的时候，我可以自信的说，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像这样写。16年过去了，我很高兴地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写了。这16年是怎样的16年啊，房价从三千长到七八万，但16年前思考的问题和路径，到现在依然有效。因为16年后我们可能更加尖锐地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我们怎么应对和处理异质经验？我们如何看别人，又如何被别人看？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失效，相反，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误解和错谬并不比嘉靖或乾隆时代更少。
当代书评：作为一个现代人，到底该如何看待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问题。
李敬泽：是的。历史与当下关系重大，穿越剧里会想象我们穿越回去，但实际上，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历史会重演、会回来。认识和想象历史，也是为了扩展我们对自身、对当下的理解。
当代书评：写这本书你自己想要传达出一个什么核心的东西？
李敬泽：当下，中国正在崛起，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处于极为纠结复杂的状态。这种状态有一个很深的历史之根，回到历史，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问题其实是几百上千年的老问题。思量和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人在这个新的时代坦然行走在世界上其实是很重要的。
当代书评：对写作的一些核心要素，您有什么想特别强调的？
李敬泽：好文章要辞达。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个人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优美、准确的自我表达。写作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代书评：现在移动互联网发达，包括很多写作者，花费很多时间在社交平台上。您怎么看？
李敬泽：在现在的网络文化中，有一些零散的、即兴的、转瞬即逝的、洪流一般的创造性的因素。我们整天发微博，经常可以看到灵光一闪的东西，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不会沉淀下来成为一个果实。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能力从网络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作家应该有能力把那些原子、分子一般的片段，熔铸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作家也应该有能力站在这个时代想象力的前端，他得让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服气，而这个时代聪明人太多了。
当代书评：您的作品的确让很多聪明人服气。
李敬泽：不，我是自卑的。你越知道什么好的，越对自己没有信心。进书店转一转，我就知道自己是蝼蚁。这世界上的好书都写完了，聪明话也都说完了。当然蝼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蝼蚁也可以活得有意思，包括写有意思的文章。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 张杰
记/者/手/记
在2016年年末，李敬泽来成都参加纪念周克芹诞辰80周年座谈会，他真诚地表达了对周克芹的高度赞赏，“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作家宣称他只爱人类。我就会怀疑：什么叫爱人类？爱人类，其实等于什么人也不爱。你要爱人类还是得落实到具体的人或人群，落实到你的家、你的邻居、你的国家民族。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和人民和土地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缺乏具体的血肉，我不觉得你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真正的洞见。”
这几年很多次听李敬泽演讲，听一场，服气一场。半夜点开李敬泽的博客，一篇篇看下去，谈读书，谈文学，谈人间，又一篇篇地想收藏再读。他的演讲发言，很快被广泛传播。一个人说话漂亮，发表观点新颖独特，一两次是惊艳的才华，但一贯有干货持续稳行在高处，就是过硬的水平。李敬泽自嘲说，“我有足够文字‘吊花腔’的本事。”其实掌握语言的艺术、修辞的技艺，何其难，必然有一个丰美的精神世界作为源头活水。
随便找到他的一本小说或者一本随笔，他一定在文本的形式创新和内容的见识提供上双管齐下，同时发力，向流着奶与蜜的旷野深处走去。集结他历史思考的新书《青鸟故事集》正是如此。
李敬泽的父母都毕业于北大考古系，是考古工作者。李敬泽的父亲“常年带领一批农民工进行考古挖掘。在村里一待就是一两年，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他童年玩耍的地点，基本上是在一些考古发掘现场和文物库房。“我从小在坛坛罐罐里奔跑。坛坛罐罐对我根本不是新鲜事儿。”
少时耳濡目染，无形中培养了李敬泽对历史的亲切，历史感的培养，以及探索历史深处的好奇心。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敬泽的历史见识跟他活泼的现实生活，很自然地融合。在采访中，他会突然兴致勃勃地提到一个信息点，“两千多年的盐业专卖结束了，这是历史性时刻啊。”李敬泽说，“从汉武大帝开始的啊。我有一个同学，是盐业公司老板。我跟他说，你终于青史留名了，你是最后的盐商，见证了两千年的一个制度的终结。”
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李敬泽不怒自威的气质。他本人的确也像个不苟言笑的侦探。爱戴围巾，衬衫洁净，抽烟的样子很酷，表情也比较桀骜，有一种能洞穿别人所有秘密的感觉。对此，他一直“喊冤”：“我很低调的呀！”作家同行圈子里,李敬泽的口碑也很高：“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持重、得体、有见地、酒量好，有做事的智慧，也有文人的纯真，这就是作家李敬泽。
采访结束后，他惦记着成都街头地道的“苍蝇馆子”，认为那才是美食的天堂。惦记着“在成都哪儿能买到旧书，最好能在赶回北京之前去一趟……”一个人始终保持在阅读、思考、观察社会的频道上，通过文学、思考、写作滋养、扩充自身，摆脱时间的独裁，分享一种卓越的品性，慢慢形成更完善更生动的自我。这大概就是作家李敬泽，给我们的标杆力量吧。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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