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邵永义：苏东坡以诚化宿怨

文/邵永义

苏轼有一个表哥，叫程之才，是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兄长程浚的儿子，自小和苏轼、苏辙在青神县程家嘴游玩。

苏轼出生前，一姐一兄已病逝，留下长他一岁的姐姐，号称苏八娘，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050年，八娘16岁那年，嫁给了程之才，这在古代称为“亲上加亲”的好事，也符合眉山当时“乡人婚姻重母族”的习俗，苏轼也有了姐夫程之才。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程浚横行乡里，擅权敛财，程之才也生性狂狠，对八娘粗暴生冷，动辄辱骂加身。八娘勉力维持，终于病倒。程家父子不问不管。两年后，八娘重病去世，年仅18岁。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闻讯后，悲痛欲绝。但身处夫家和娘家的矛盾中，她只能独自忍受失去爱女之痛。生性直率、嫉恶如仇的苏洵断然宣布，与岳父家断绝一切来往，永不相认。

苏洵在祖坟侧筑一亭子，写了《苏氏族谱记》，刻在石碑上，并召集苏氏族人和乡邻于石碑前，当众谴责程浚父子多条“罪状”：独霸祖业、沉迷声色、败坏风俗、淡薄亲情、丧尽廉耻等，揭露程浚仗势欺人等恶行。8年后，苏洵仍耿耿于怀，对爱女的早逝深感自责：“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

苏程两家自此交恶。1057年，程夫人去世，苏洵也不允许程家人前来祭悼，两家从此留下宿怨，形同仇人。

然而，在北宋的政治漩涡中，苏轼、苏辙宦海沉浮，程之才也在政治风云中渐渐成长为朝廷大臣。

1094年，苏轼再次从权力的高处落下凡尘，被贬到惠州。此时，苏轼已年近六旬，失去了第二个妻子王闰之，带了三子苏过、侍妾王朝云，相依为命远赴贬所。

时任宰相章淳，一直想置苏轼于死地，也熟知苏程两家的这段宿怨，有了“借刀杀人”的算盘。章淳起用素有悍吏之称的程之才，到广南任提刑官。提刑，即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发奸摘伏、整肃官吏的大权。广东一带的地方官人心惶惶，素知程之才铁面无私，手段冷酷，敢作敢为。

苏轼与程之才的“狭路相逢”，让人为苏轼捏了一把冷汗。

惠州地处广东南部，当时属蛮荒之地。然而，惠州亦有西湖，犹如一条江横在惠州城外，苏轼感觉“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事”。苏轼写下《食荔枝》，表达自己落拓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想让惠州西湖变为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因为无桥，给城内外百姓带来不便，“罪臣”之身的苏轼空怀壮志。程之才的到来，让苏轼看到治理西湖的希望。

苏轼听闻程之才赴任广州，委托好友侯晋叔到广州向程之才问候，借以探听程之才的态度。侯晋叔回来说，程之才对苏轼目前的处境非常关心，并无落井下石之意。

于是，苏轼给程之才写了封短信，表达了对程之才的问候；“长官来，伏承传道，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此时，关注兄长命运的苏辙来信说，他在湖口见到了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知道程之才对苏家没有恶意，犹自关怀。

苏轼有了底气，又给程之才写了第二封信，称其为“老兄”，期盼相见，但又坦言以罪臣之身，恐不便相迎，希望程之才出于骨肉亲情，“不责末礼而屈临之。”

程之才回信了，说他对两家陈年的嫌隙，郁结于心中，苦无机会沟通，表示甚深的遗憾。苏轼看信大喜，当即复书：“老弟亦不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得解也。”

听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惠州，苏轼叫苏过到江边去迎接。程之才到惠州的第二天，就来看望苏轼，并带来丰厚的礼品。这对情同手足的童年朋友、表兄表弟，曾经的姐夫和妻弟，一旦执手于离乡万里的岭南，身经宦海沉浮，血浓于水的亲情弥足珍贵。在苏轼与程之才敞开心扉彻夜长谈中，冰释前嫌：“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

苏轼陪程之才游西湖，指出西湖无桥给惠州百姓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畅谈他的治理方案：从湖对面的孤山脚下筑一长堤，把西湖划为两片，既抬高上游水位，灌溉良田千顷，又控制下游水位，并在西湖与惠州城之间架设一桥，在惠州东门外的东江上架设一桥，解除惠州的交通障碍。

程之才感动不已，握着苏轼的手说：“表弟身处逆境，心系国家百姓，我难道还能推辞吗？”苏轼真诚地说：“这也是兄长为国分忧的大业啊。”

之后，苏轼亲往程之才下榻的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会于合江楼。苏轼以拳拳为民之心，再次向程之才提出为西湖筑堤修桥，解决农民饥年生活困难的要求。

程之才赴广东前，章淳明确指示他到广东后，要加紧处理处置苏轼“谤讪先帝”的要事。不料，苏轼心中牵挂的，仍是百姓苍生。程之才为了苏轼“两桥一堤”的宏愿，写信给惠州知州詹范，督促惠州官府加紧西湖堤、桥的修建。惠州拨府库三千万钱，启动了堤桥修建工程。

苏轼带头募捐，将皇帝赐予的犀带捐出，又动员弟媳捐出朝廷所赐的黄金钱。惠州各界闻讯后，纷纷捐款。苏轼亲任总指挥，“两桥一堤”这一大型水利工程竣工后，湖水清波浩淼，绿柳拥岸，舟辑穿棱于堤孔，如同画中美景。惠州百姓把它命名为“苏公堤”，沿用至今。

苏轼以对亲人的坦诚，对国家的忠诚，对百姓的感情，化解了苏程两家42年的宿怨，成就了他和程之才的人生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