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龙，十年之后 仍在拍虎 （三）

封面新闻记者 施诗晨 摄影 谢凯 刘开怡 发自陕西镇坪

三

周正龙满意自己面对镜头时的娴熟。他会在镜头转向自己时，拿起另一位记者的相机，也会在记者举起机器时，摆手让其放下，“你先跟我说你们大概想问什么”。

但其实“想问的”并不重要，周正龙只说自己想说的。有关山下的是蜂蜜，有关山上的则是做向导。

周正龙自称，1998年，国家统计华南虎踪迹时把陕西镇坪漏报了，曾组织专家到镇坪补查，自己当时就被当地政府请来做向导，上山一天补贴70块钱。

在周正龙的描述里，无论是省上还是国家来人考察，都会找到自己做向导。“大巴山上老虎，有起码八九只，我自己就见过十几回，专家来了一批批”。

可考察团始终没有见过老虎。对此，周正龙把见不到老虎的原因归到人多。他说，野生华南虎嗅觉灵敏，问道人类的气味，自然会提前绕道走开。

王勤不这么认为。“你问我，我只能说我认为的，我认为山上已经没有老虎了”。王勤也曾是持证猎人，与周正龙一同上山打过猎。2005年，受到县里林业局的安排，他和周正龙上山，为寻虎的考察团队做向导，“按上山天数给发工资，一月最多发十五天”。但七个月后，他申请退出。

“我当时和他们说，1986年以前，你不给我钱我自己都会给你去找老虎，1986年后，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找了”。因为认定镇坪山上没有老虎，王勤和县林业局的领导大吵过一次。

“我见过老虎，我在这它在那”，王勤比划着，回忆在距离自己不到五百米的另一个山坡上，遇到过野生老虎。当时自己和另一个猎人一起，还开了几枪试图把它打到，“不过距离太远，空枪了”。那是在1983年。此后，王勤说自己再没见过老虎，到1986年往后，“就连脚印都再没见到过”。

精确的年份，来自于王勤自己的推测和计算。他说，1983年后，上山的人开始变多，他们不是猎人，而是附近三省交界处的村民。因为缺乏打猎技能，村民们想到一个方法，把农药“穿”在家里的羊胸前，再把“毒羊”绑到山里的树木上，想要以此毒死来吃食的野猪和黑熊。

王勤看来，这种做法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数量不少的野猪和黑熊被毒死，而野生老虎从不捕食已死的朽物，最后只能饿死；又或者老虎退而求其次地捕食“毒羊”，最后被毒死。都是同一种命运。

这与学界普遍的看法一致：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老虎的生存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生物链顶端的老虎几乎没有天敌。作为顶级捕猎者，一只成年虎平均每3-6天就需要18-40公斤的肉类，而老虎虎在野外的捕食成功率大概在1/10-1/20左右。为了满足觅食需求，每只成年华南虎大致需要100-200平方公里。

华南虎是虎的始祖，只产于中国，原名叫中国虎。曾遍布于中国的华北、华东及中原地带。上世纪初，神州大地上还游荡着一万多只华南虎。建国之初，国内也尚有野生华南虎4000余头。五十年代起，老虎被定义为害兽，各地出动部队和民兵对华南虎进行围捕，华南虎的栖息地急速萎缩到华南一带，由此，才定名为华南虎。直到1965年，香港新界区助理警务处长还曾发出一份公函，要求组织猎虎。

经过这次浩劫，华南虎野生种群急剧萎缩，至1982年统计，以不足150只。直至1989年，华南虎终于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总的来说，人与虎的冲突是复杂且全面的，因为人类活动对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栖息地割裂且破碎化，人兽冲突导致的报复性捕杀，虎制品贸易所导致的的商业性捕杀。

65岁的王勤目睹亲历了这一切。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户农家，长到十几岁，他才开始下山谋生，成为猎人是命运式的顺理成章。从外表上粗略来看，王勤不高，弯腰，腿脚不再利索，只有偶尔，他凝视的眼神，和腿脚上露出的旧疤痕，才能提醒着旁人，他曾是个猎人。

那仿佛是时代退场者的纪念。

大半生的经历，让王勤很依赖山林。尽管老伴儿女都在山下生活，王勤独自一人仍生活在山上。“只有在进山我才舒服”，王勤指着山旁边的一条小溪说，“这河里以前有种鱼，它只长那么长，到处都有，现在就几乎看不到了。以前山上有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可能到我们的重孙辈，有很多东西（动物）他们都再见不到了，就只能是个传说了”。

“跟老虎一样？”

“跟老虎一样。”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华、王勤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