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思考者”赵毅衡①｜师从卞之琳，被钱钟书赞“真做学问”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甘昕祎

第七季第一期，我们走近国内顶级符号学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

什么是符号学？走过IFS楼上正攀爬的熊猫，在聊天软件收到跟你“斗图”的电子表情，下班回家刷剧满屏的弹幕，你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等等，等等，你的生活，处处是符号，想逃都逃不开。“人的精神，人的社会，整个人类世界，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感觉到其存在，却无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这种东西叫符号，任何意义必须由符号携带”，赵毅衡说。

1978年，赵毅衡求学于中国社科院，师从卞之琳。从此开始专注符号学、形式论研究至今，他专心思索符号已近40年。日夜纠缠于一个接一个的符号学或曰形式论问题，几乎弄到赵毅衡“神思恍惚”。他庆幸有学生在课堂上跟着他一起思考，“课件贴到网上，也引来不少外校学子的搦战。符号学论坛上至今留有近千条各种问题的激烈辩论，某些问题来回驳难长达百余贴。他收获了思辨的快乐，尤其是无功利的思辨，让他更快乐，”与睿智深思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彻夜长谈，其乐何如！”

赵毅衡今年77岁，还在兴致勃勃做理论研究，写论文，带博士生，高密度思考符号的世界。在思考中，他似乎超长延续着中年的状态：虽然头发已经全白，但神情不显老态，尤其是谈到问题，眼光专注。有传闻他说数字，比如乘电梯，不念阿拉伯数字1、2、3、4，而是念法语、拉丁语。向他求证。他笑了，“也就是借机复习一下外语，帮助活跃一下脑筋”。除了看学术研究相关的书，他喜欢看历史书。《罗马帝国兴亡史》看的是电子书上，“字大，屏幕（放大字体）方便，移动也方便。”

1943年在桂林出生，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在南京读大学，到北京读书，美国留学，欧洲教书，赵毅衡的大半生，堪称漂泊。但他不是多愁善感的性格，说自己没有乡愁。桂林只是胚胎记忆，回到上海也感到陌生，在伦敦整天看书、教书，没有多少社交生活，2005，赵毅衡带着“回国带一个符号学研究团队”的志愿，从教了20年的伦敦大学回到中国，在川大教书，至今已有15年。

沿着恩师卞之琳点拨的道路，顺着朱光潜、钱钟书等前辈学人开拓的方向，赵毅衡在形式论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尤其是回国15年，他带领的符号学研究团队蔚然壮大，“符号学的川大学派”已悄然成形，桃李满天下，是他回国来最感到成就感的事。 赵毅衡还有一个毕生志愿，是完成符号学、叙述学、意义理论的整合。目前也进展顺利：2011年，《符号学原理推演》出版，之后《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陆续面世，目前正在写《艺术符号学》，即将完成了“形式论四部曲”。他甚至写了一本《趣味符号学》，算是中国第一本面向没有符号学知识的读者的符号学普及读物。

1963年，赵毅衡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大学期间，只有大一正经上过一些课，其余时间下乡参加各种运动。大学毕业到军垦农场劳动2年，被安排到江苏徐州郊区的小煤矿接受“再教育”，一待就是7年。渴望阅读、热爱学习的赵毅衡连化工英语都读得津津有味。好不容易借来一本英国文学史，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是读得烂熟。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1978年，赵毅衡以第一名考入中国社科院，师从著名诗人卞之琳，攻读莎士比亚研究。卞之琳发现，赵毅衡不太会满足于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式解读，而是对形式逻辑更感兴趣。卞之琳断然建议赵毅衡放下已经做得热火朝天的莎学，转而攻读形式论，从新批评读起，沿着整个形式论的历史，一直整理到后结构主义。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就出现过一波形式论热。叶公超、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等一系列学者已经开启了这个浪潮。只是后来中断了。这些先驱学人之后，后继乏人。赵毅衡很快就发现形式论是一条支脉广阔，风景森列的巨流。他以符号学为坐标灯塔，一直在形式论这个大水系上漂流，直到今天。

恩师的点拨、引导，促成赵毅衡走上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也决定了他一生河流的航向。不管是1981年出国留学，还是2005年迁回国内，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出国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形式论，回国也是为此。

“人一生中做不成多少事，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很好了”赵毅衡说，“我这辈子最大的‘不惭愧’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完成卞之琳老师给我的期望。学无止境，但我尽我所能。”

赵毅衡在成都家中

1981年，赵毅衡获富布莱特研究奖赴美留学。1983年考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国内也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比较文学博士。“完全没有留在国外的想法”的赵毅衡，毕业时被导师建议，去伦敦大学应聘教师职务，就在伦敦教书，一待就待了20年。

虽然在国外教书，但赵毅衡的内心并没有受国界的影响。2004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登一篇关于赵毅衡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提到，“我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只是由于命运安排，不巧流落海外，用英文教书。实际上我只是个暂时借居海外者。在时空压缩（网络零距）时代，距离没有本质的意义。我在海外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但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做一个西方学人，我的关注点在中国，我的责任也在中国，这样我就避免了常见的一身二任弄出的角色混淆。” 2007年，赵毅衡辞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聘讲席，自愿放弃19年的英国国籍，重新成为中国公民，一度被热议。但赵毅衡把这些看得淡。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对赵毅衡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他的心在于，学问，思考。改回中国国籍，主要是因为在国内教书，图个生活方便。“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叙事。我们按讲故事的方式生活。” 对赵毅衡来说，“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就是给我思考的权利，因此只要在高校里就行。”

读赵毅衡的学术著作，会发现提到钱钟书的论著几率比较高。赵毅衡坦承，钱先生给他带来很多思考上的启发。“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翻看《谈艺录》《管锥编》，这些书有很强的生命力。你看他的那个文字很紧，没废话，全是智慧，全是他的创见。用白话写可能更松散一点，他用文言，显得更精炼。钱先生属于那种脑子特别聪明的那类人。”

赵毅衡书柜里的钱钟书著作

在学界曾出现一个声音说，钱钟书的学术地位被高估了。他的学问不够系统化，见识、观点比较零碎。但也有评论家为钱钟书辩护，比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就认为，恰恰是零碎的知识，比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系统要更持久，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

赵毅衡理解钱钟书这种学术风格，“客观的原因，跟时代特征有关。在他的一生中，不管哪个阶段，好像都不是系统做学问的好时候。另外他也充分利用他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他有一个我们叫做Photographic memory（照相机记忆）的功能，看过书像拍照一样的。这种博闻强志的功夫，不是电脑能取代的。钱先生能把古今中外文献串连起来，比较出规律。钱先生的很多创见，会出现在他的论著不同的地方，彼此联系，需要人去发现。我曾经把他七八篇的论说的观点串起来，写成《艺术虚而非伪》，这时就会发现钱先生学问并不“零碎”。

上世纪80年代，赵毅衡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多次去钱钟书北京家里拜访，聊天。钱钟书是国内第一个介绍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的理论的学者。听到赵毅衡的研究方向是形式论，马上问他这本书看过没有？那本书看过没有？“我如果看过了，他就很高兴，说‘你真在做学问’。”赵毅衡回忆起钱先生，语调中带着怀念，“钱先生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动态关注特别敏锐。我记得当时社科院外文所图书馆买书，都是找他勾目录，因为他最知道哪些书值得买。外文系图书馆，我们社科院的图书馆，请他帮忙购书。因为他懂国外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出国留学之后，赵毅衡和钱钟书还有一段时间还经常通信。用毛笔写的字，写的很仔细。写信主要也是谈学问，聊书。因我这些年多次搬家，这些信件，都被弄丢了。在学问研究方面，钱先生给我的启发，是很深的。“一般还是聊学问。尤其是，当有人如果说这一点似乎可以商榷，他就非常来劲儿。要与人商榷个明白，他（讨论）就不太客气，跟我们年轻人也就更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