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研究”一大家——写在《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之际

三苏祠是奠拜三苏的胜地。（供图三苏祠）

□陶武先

欣闻《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下称《丛刊》）即将付梓，由衷祝贺！于“三苏研究”，我是外行，仅属拥趸；于枣庄先生，尚未谋面，可算神交。我借闲暇时日，粗略拜读过一些文稿，大致了解其研究经历。他皓首穷经、专心致志，倚重文献整理、史料研究、作品传播，兼备基础性、论述性、独立性，其“三苏研究”领域广阔、重点深入，形式多样、著述丰硕。《丛刊》不仅展示出使人受益的学术成果，更蕴含着令人敬重的治学精神。

对“不平”之事而严谨求真。“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严谨求真“鸣不平”，贯穿于枣庄先生的“三苏研究”历程。情不忍则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由衷爱戴、景仰苏轼，自然容不得对其歪曲和抹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驳斥将苏轼视为“典型的投机派”“动摇的中间派”，求“议论常公于身后”他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从容研究苏轼。“心正而笔正”写成《苏轼评传》，客观评述其稳健革新的政治主张和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的高尚人格。疑不解则鸣。学贵有疑，有疑则进。大胆提问，小心求证，从而得出确切结论，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研究苏洵，始于其质疑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与苏洵是否相关、不指名道姓批评王安石的《辨奸论》是否苏洵所作。为此，他深入研究，撰写了学界第一部关于苏洵的学术传记——《苏洵评传》，力证《辨奸论》出自苏洵，探求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家学渊源。理不通则鸣。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乎人？《宋史》记载“辙与兄轼无不相同”，他不以为然，深感有悖常理。于是，从人物性格、治世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多方面分析比较苏轼、苏辙兄弟异同，形成《苏辙评传》（又名《苏辙兄弟异同论》）。其中关于“苏辙为政长于其兄”等论述具有突破性、开创性，标志着他的“三苏研究”更加理性、成熟。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言：“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枣庄先生力行如此。凡欲做成学问、达成事功者，应当不在例外。

来凤轩。

从对象之专而拓展深入。立体、多维展示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三苏”，深入、全面呈现其精神内蕴、艺术特征、人格魅力，并着力关注其相互联系和社会影响，实现由点到面的拓展、由表象到本质的深入，是他赋予《丛刊》的鲜明特色。注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体向整体拓展。“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其“三苏研究”发轫于研究苏轼，由此横向、纵向拓展研究领域，进而由“一苏”到“三苏”、本人特征到姻亲门生，由文献到年谱、文艺作品到思想价值。修本而应末，举纲而张目，内涵向深，外延趋广，系列逐渐丰厚。注重“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由通博向专精深入。他倡行“读书宜博，研究宜专”。非但爬梳剔抉研究对象个体资料，而且全面客观掌握相关素材，以“博”纵观时空之广、以“专”追溯方位之深，在更宽视野中精准探索，尽量规避了不“博”而“专”的局限、“博”而不“专”的空泛。正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握的史料愈翔实，研究愈深入，论述愈透彻，致力追求渊博史学、宏富史才、独到史识于一体。注重“考述并重，文史合一”，由资料性向思想性凝炼。“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二要全面占有资料，三要弄清基本事实，四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的学术心得，源其学术实践。对于《丛刊》中涉及的研究课题，他坚持从原始资料发端，多渠道梳理源头，独到性确定选题，由感觉而倾向，由倾向而观点，由观点而论证。这种以史料与文献为源头活水、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利于防止唯“考”而简单堆砌、唯“述”而苍白说教，实现以“史”证“文”、以“文”化“史”、文史呼应。培根有言：“我们应该像蜜蜂，既采集百花，又专心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丛刊》的形成也可印证：善集“百家之美”，可成“一家之言”。

步空白之域而探索创新。“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他不仅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其屡“开独造之域”，皆因“取法至高之境”。批评精神首当其冲。多客观评判，少主观取舍，“事非目见耳闻”不“臆断其有无”。词为长短句，而长短句不一定为词，不少人对这类文体学常识若明若暗。对此，他如鲠在喉，坦率批评近半个世纪不重视文体知识教学科研，并自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编纂了《中国古代文史资料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开学界之先河。协作精神难能可贵。“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注重与国内学者携手，鼎力襄助“三苏研究”，筹建“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他积极倡导和推动海内外开展“三苏”学术研究，与十余位海外生友长期合作，为研究“三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扩充国际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取精神不可或缺。尽管于“三苏研究”，学界能出其右者不多，但他依然坚持“不懂就学”，笔耕不辍。其于花甲之年罹患癌症，犹自持“做最坏思想准备，尽量往好处努力”的信念，手不释卷、心无旁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于耄耋之年，求知欲不减、进取心未退，犹以“只争朝夕”的执着，结集出版《丛刊》。借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锲而不舍，登高行远，为有限的生命增添了认识事物的现实可能。

东坡盘陀坐相。

临浮躁之风而潜心治学。“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

枣庄先生之治学，有如梁启超所言之“书呆子”。宁静而远功利。他说“问学之道，贵在坚持”，深谙求近功乃树故步自封的藩篱，坚信“骤长之木，必无坚理；早熟之禾，必无嘉实”面对学术造假、论文剽窃屡禁不止和草率成册、粗制滥造屡见不鲜的不正之风，他时常拍案而起，“不合时宜”地较真到底。对有人不经深入研究就“古今中外的文章都敢写，赶时髦，报刊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的功利做法，他不愿苟同，坚持如切如磋，潜心治学。《丛刊》系列十本专著，成稿时间跨度三十六载，才结集出版。足见其专注。淡泊而远名累。他深畏“为学大病在好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甘居冷门、不凑热闹，博学好思、笃行不倦。坚持探赜与索隐、兀兀以穷年，传播“三苏”文化、扩大“三苏”影响，从不计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因研究“三苏”成就斐然，被誉为“苏学界权威专家”，他为此诚惶诚恐、坚辞不受：“真要有权威，尤其是公认的权威，问题就大了。”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足见其清醒。尚实而远漂浮。他主张博览群书而不唯书，博采众长而不迷长，围绕具体问题独立思考、深入探索，坚持把“三苏研究”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而非投机取巧的捷径。对于所从事的研究，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仰慕，我们为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作为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足见其务实。“为学做事，忌求近功；求近功，则自画气泪，渊源莫及”诚然，养成大拙方知巧，学到如愚始是贤。学问、事业有成，还真少不得“呆子”精神。

《丛刊》对“三苏”的研究，不止于“形”的复制、“术”的回味，更在于“神”的接续、“道”的弘扬；未囿于怀念贤哲、重温过往，更重视镜鉴今人、启迪未来。《丛刊》面世，其意义不止为广大读者敞开了一扇从遥远张望到详实了解“三苏”的文化之窗。传承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枣庄先生数十年研究“三苏”，无疑为弘扬中华文化精髓、发掘传承先贤经典，作出了贡献。如果《丛刊》出版，能启发为学者“穷不忘道，老而能学”治世者“守其初心，始终不变”那么，枣庄先生的艰辛付出便得到了时代升华。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致敬枣庄先生的学识和奉献！

注释：

①唐·韩愈《送孟东野序》，见《昌黎先生文集》。②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③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对苏东坡的评价，见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④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⑤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见《苏轼文集》。⑥宋·苏轼《稼说送张琥》。⑦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⑧清·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见《刘孟涂集》。⑨汉·戴圣《礼记·学记》。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明·徐祯稷《耻言》。12明·王阳明《传习录》。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琼传》。1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15宋·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16宋·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