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平、营造学社与广汉旧影（上）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2007年，导演胡劲草在拍摄纪录片《梁思成 林徽因》时，在清华建筑学院资料室发现了大量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地方古建筑照片。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其中400多张照片，全部指向一个地方——四川广汉。

1941年的广汉街景，翘角飞檐的古建筑上建有钟楼。图/营造学社

这批照片随后被广汉的文博工作者带回四川进行整理。此后10年间，广汉方面共从清华大学、林洙（梁思成遗孀）家中收集到560张由营造学社拍摄的广汉旧影。

2018年6月9日，川内多家文博单位以这批城市旧影为线索，在成都博物馆举办了“影子之城—营造学社镜头下的广汉”图片文物展。

展板上刊登的摄影作者，除了营造学社的明星梁思成以外，还有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建筑师——原营造学社法式部助理刘致平。

建筑史学家刘致平（1909-1995）

刘致平是上世纪初，中国自己培养第一批职业建筑师，于1934年加入营造学社，人称“二刘公”（大刘公为刘敦桢）。一生奉献给营造学社和古建研究，直至晚年依然喃喃着希望“恢复学社”。

上世纪30年代末，刘致平徒手画云南民居。图/《云南一颗印》

据建筑学家吴良镛介绍，1941年，广汉重修县志，将其中建筑卷交给了营造学社，由刘致平负责。刘致平为此对广汉的城市规划、布局、建筑等做了系统的记录和调查，并绘制成图卷。

1945年，吴良镛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曾看到这套图稿“反复琢磨、印象深刻”，认为这份报告“实是现代建筑图技法用于我国县志编写之创举”。

吴良镛以为广汉图稿以及许多珍贵的资料已在战争中遗失，没想到当时用作影像资料的照片，竟然在70多年后，重见天日。

学社的高材生

刘致平比梁思成小8岁，辽宁铁岭人。1932年，刘致平毕业于东北大学建筑系。这个系是1928年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创立，刘致平是当时招收的第一届学生。

1930年，东北大学建筑工程合影。前排右二梁思成，右三陈植，左二童寯。

在校时期，刘致平是高材生，绘画、建筑设计、英语均名列前茅。据刘致平的同事杨永生回忆，梁思成十分欣赏刘致平的徒手画，说“画得比我好”。一口东北腔的英语也一直让他后来的学生朱自渲、王世仁难忘。

大学毕业后，刘致平先后在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浙江风景整理建设委员会工作。1934年，刘致平在杭州六和塔测绘，遇见前来协助修复六合塔的梁思成，随后被梁思成邀请进入营造学社。

成立于1930年的营造学社是个民间学术社团。据林洙的记录，早期营造学社成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专职研究人员，如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等，每天上班，领取工资；另一部分则是社员。社员组成复杂，有学术文化界名人、政商名流、还有学社的赞助人等等。

社员来来去去，职员相对固定。1937年，营造学社的职员、社员总人数达到高峰的 86人。然而数月后，卢沟桥事变发生，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社员全作鸟兽散。1938年，营造学社和中央研究院合作，准备研究西南古建筑，梁思成前往云南昆明建立学社临时工作站。

上世纪30年代末，四川广汉，营造学社社员在何牌坊下合影。右一为刘敦桢。

此时只有5个学社职员志愿来到昆明，他们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法式部助理刘致平、还有研究生莫宗江和陈明达。

四川之美

营造学社迁至昆明后，前后两次对四川的古建进行了实地调查。第一次是由梁思成、刘敦桢率领的川康地区调查，时间是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第二次是由刘敦桢率领调查西南诸省古建调查，时间是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两次均至广汉进行了考察。

1909年，成都观音桥。摄影/T.C.Chamberlin

对于川内建筑，营造学社的建筑史学家刘敦桢认为由于四川地势，被崇山峻岭环障，外部影响“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作法，供治建筑史者之参考。”

来自东北的刘致平则发现四川的风物与北方大不相同，“温暖热烈”，“自然环境是这样利于万物的滋长”，再加上都江堰的便利，使得西川一带物产极丰饶，“在这种美丽殷庶的环境里很容易有优美的建筑出现。”

营造学社的同仁对于西南古建的考察充满兴趣，但心情却是焦灼。

正因为四川的富庶，地势上又占据蜀山之难，长江之险，使其在宋元乱世，成为多方势力争夺之地，“（四川）现存之木建筑，大半属于明清二代，足窥宋元之际，川中兵革之惨，殆远逾明末之乱……”。再加上川内气候潮湿，又使得木建筑易朽，所以遗存的古建更显珍贵。

辽阔的省境，交通的艰难，人手不足，还有战争的威胁，使得学社在滇、川、康（西康）的考察只能“择其重要”即大型的典章建筑，“作简括之报告”。

刘敦桢对川康滇3省46县，180多个文物单位考察结束后，作概括性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而梁思成只存了《西南建筑图说》，即只有拍摄的资料图片和说明，还来不及形成系统的文字。

1941年，营造学社暂且在成都以南两百多公里处的宜宾李庄镇定居下来。梁思成、刘敦桢一边带领着研究生在宜宾地区就近调查，一面进行各自的研究。

就在这时，出身广汉县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希望重修家乡县志。

广汉新丰场街道，两侧的民居前廊伸出屋檐，形成一条宽阔的檐廊，远处风火墙起伏有致。图/营造学社

1941年6月，受聘做前期调查的国立编译馆职员抵达四川。随后国立编译馆委托营造学社，拍摄建筑影像资料，并承担建筑部分的调查编辑工作。而这项工作具体交给了刘致平负责。

国立编译馆的请托，让刘致平和营造学社有机会深入的研究四川的建筑艺术。1941年到1942年，刘致平除了对广汉的大型宗庙、会馆等重要公共建筑进行考察以外，还对广汉的城市规划布局、城桓、民居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1943年4月，刘致平完成了3万多字的报告，其中还80幅图版，以及180多张照片。

1945年，23岁的吴良镛曾在重庆中央研究院看到刘致平的图稿。他回忆刘致平对广汉县城做了细致的测绘，让他“印象深刻”。

刘致平的学生，建筑史学家王世仁也表示，这次广汉县城的调查，是中国第一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一个地区的建筑进行全面著录，用建筑表达历史和人文观念，“其在地缘文化学，社会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建筑本身”。

但这份重要的史料却在战乱中散轶了。

1943年，国立编译馆的《广汉调查报告》也基本完成，拟交付出版。但根据此后广汉县志办的记录，出版事宜在国立编译馆迁回南京后，未再提起，调查报告也下落不明。

吴良镛希望可以找到这份重要原稿，“不知是否尚存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