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 | 深圳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没有改革开放，你看到的地方，都是泥塘

封面新闻记者 施诗晨 摄影 谢凯

【新闻背景】

深圳渔民村：罗湖区渔民村位于深圳罗湖区南湖街道，是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1984年，邓小平亲临视察深圳渔民村，渔民村代表在仪式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渔民村还只是一个漂泊在南国边陲小镇的水上人家，如今渔民村已经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

渔民村新建的楼房。

外地人走进这座渔民村不免会有一些好奇。这里位于深圳罗湖区的南湖街道，与香港隔河相望。12栋高耸的住宅楼合围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区，抬起头，却是“渔民村”三个红色招牌大字。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自然村”的概念早就随着深圳的城市化浪潮不复存在，而依然沿袭村名的渔民村，却是深圳巨大变革下的浓缩样本。

从世代打渔的“水流柴”到上世纪内地最早的“万元户村”，再到如今花园式的现代化住宅区，在改革开放的坐标轴上，这个曾经的渔村有着特殊身份：从1984年到2012年的近三十年里，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这里视察。

渔民村的四十年蝶变，见证了春天的故事。

首个“万元户村”

年过八旬的老渔民吴锦清说起台风还是连连摆手。“以前一家人吃住都是在一条一米多宽五米长的小船上，碰到台风是最怕啦”。因为船太小，一家人需要趴在地上用力拉住船绳，才能保住这个全家人最重要的“财产”。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东莞的渔民顺东江而下，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便陆续在此安家。吴锦清就在那时随父母迁居到深圳。

在广东话里，这样一家一船，漂泊在水上的人叫做“水流柴”。因为渔民人数众多，捕鱼条件落后，加上渔霸的欺压，大部分渔民都吃不饱。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鼓励和帮扶下，渔民们陆续上岸，盖草棚、辟鱼塘，开始了定居生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渔村。尽管渔农并举，但渔民也只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是用土堆建起来的房子，十几平一大家人”，吴锦清那时想，以后如果能用砖瓦建个房子，就是家里最好的生活了，“现在我两公婆住在一百多平大楼里，以前想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的生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1978年，渔民村购置了一台进口拖拉机跑运输。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979年8月26日，经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设置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之后渔民们开始用大船打渔。

渔民村村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发掘地域的优势，做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尝试。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需要大量的砂石、水泥等建筑物资。渔民村的村民抓住机会，开展起了海运和陆运多方运输业务，同时在河里挖沙，再卖给工地。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回忆，攒下的第一桶金，村里全用来购置运输设备，组建起了自己的车队和船队。

也是在那个时候，凭借地缘优势，早与香港往来密切的渔民村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做起了“倒卖”生意。

“当时其他人都过不去香港的，只有我们村的人可以凭证件自由出入，于是很多村民会把香港的东西运过来卖。”渔民村村民邓伟雄说，有的村民则效仿着港人，在渔民村附近开设了茶餐厅。

灵活的思维方式和渔民勤恳吃苦的传统，让渔民村在短时间内就脱贫致富。1980年，改革开放仅仅两年，渔民村大多数人家的收入就突破了1万元，成为了内地首个名副其实的“万元户村”。

1981年，渔民村依靠集体力量投资了70万元，统一规划、设计、建设了33栋米色小洋楼，有花园，还有喷水池。“当时我们村家家户户不仅有流行的“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电饭煲，而且音响、电风扇、录音机这些香港家庭里有的电器，我们都有！”

邓志标边说，边指着小区和路边的渔民村文化长廊，“没有改革开放，不说那些了，就现在你看到的地方，都是泥塘”。

领导的视察

和记者聊天，邓志标总绕不开1984年1月25日这一天。那是邓小平一行人来到渔民村视察的日子。

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

“他从中巴车一下来，我看到眼泪就流下来了”。邓志标形容，那种心情“跟做梦一样”。“然后他听我介绍完自己，发现我也姓邓的时候，马上就大笑起来了。我也就笑了”。

随后，邓小平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看到路两边新建的三、四层楼，他连声肯定“发展得好”。到了渔民们的新村，他又提出要亲自到老渔民家中看看，时任渔民村村支书的吴柏森便把他迎进了自己的家门。

邓志标回忆，当邓小平了解到吴柏森一家人的人均月收入达四五百元，渔民村户户都是万元户时，高兴地说：“比我工资还高呢！全国农村都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

走出吴家的大门，邓小平边走向渔民村边问道，“是不是每家一栋？是不是共同富裕起来了？”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邓小平又问村民们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说：“要求不敢提，唯一怕的是政策会变。”听完，邓小平哈哈大笑：“变，党的政策肯定会变，但只会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改革开放初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村民在内，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深圳人承受着压力。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的这个表态，让他们一下定下心来，更加充满信心。

视察完渔民村，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特区第一阶段的高速发展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束对深圳的视察后，邓小平欣然为深圳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从此，飞速发展的渔民村也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1985年前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渔民村引进企业，宝石厂、表带厂、家具厂等纷纷在这里落地。

第二年3月，渔民村集体企业公司成立。村里每户集资了2万元，兴建起了工业大楼大厦，为外商提供厂房、劳务介绍、手续办理等整套服务，以投资形式吸引港人前来合办小型加工厂。村民收取租金，一片红火。

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1992年，深圳着手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11月28日，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批村办的股份制公司。

村集体变为股份公司，渔民村人也由农民变为市民，个个当上了股东，除了获取分红外，房租也成为村民的一大固定收入。原村民每户人家每月仅靠房租一项就有1万余元净收入。当时全村140多人每人年收入过万元，“万元户村”变成了“万元户人”。

城中村改造范例

由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木棚到八十年代的楼房，再到如今的时尚住宅区，渔民村人梦想成真。

渔民村的变迁，是改革开放硕果的一个缩影。

渔民村最早建成的楼房。

新世纪初，深圳市罗湖区将渔民村作为旧村改造试点，希望能由此推动城中村的重建。渔民村专门成立了旧村改造领导小组，着手改造重建工作。

当时情景是，“握手楼”“亲吻楼”遍地开花，这样的房屋不但通风采光差，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由于供水、供电、排水、排污等设施整体不合理，经常出现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的问题。

38岁的邓国华的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握手楼”之间。“那时候就是个脏乱差的农村，大家过得都不舒服，但又没办法，舍不得那些租金。每家每户都在，没有哪家不在加盖的。”

渔民村早年建成的“握手楼”。

渐渐地，村民们想改变现状，开始寻求统一的办法和管理。而改革的每一步，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那时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服村民。”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兴炎回忆，“一些早期就加盖房子的村民还好，那些这一两年才刚搭建完成的村民肯定有抵触情绪，如何劝说他们，是工作的难点和关键”。

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渔民村全体村民通过集资、向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9000多万元，推倒了“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创造了“村股份公司自己组织改造、村民自筹资金”的独特改造模式。

作为第一批城中村改造的范例，黄兴炎坦言，渔民村“总先一步”的改革理念是根本，“你回看深圳发展就会发现，渔民村改造重建的那几年，正是深圳建材行业成本最低的那段时间”。随着深圳住房市场的迅猛发展，此后城中村的改造，光在成本上就花费得更多。

如今的渔民村，12栋高耸的住宅楼合围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区。

而对于渔民村的村民来说，如果1992年由村民变成市民，是迈出了与“城市人“身份差距缩小的第一步，那新世纪初的这次旧村改造，使得渔民村人与“城市人”基本融为一体，并实现向现代城市居民的转变。

与此同时，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物业管理子公司，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

而在靠近渔民村小区西侧的一块约5000平米的空地上，一栋建筑面积约为2.8万平米、99.95米高的LOFT精装住宅公寓早在几年前也已经落成。

这意味着，集体经济又多了一笔不菲的收入。黄兴炎称，股份公司成立之初村集体资产只有800万元，现在这个数字涨到4.8亿多元，是股份公司成立之初的60倍。

村民同时也是股份公司的股东。目前，每户居民年租金收入平均在六十万元以上，是渔民村的主要经济来源。邓国华说，如今村里平均每户的家庭财产都超过了千万元，成了“千万元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