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之时考验始

认真思考后，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力量汇聚到党组织的洪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丨黄琳   编辑金明大

滴水未必一定能穿石，但滴水汇聚成洪流则势不可挡。我国著名儿童心血管专家宁寿葆教授的入党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个逻辑，“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比较单薄，参加党组织后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多年以后，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家里，89岁的宁寿葆教授回忆起入党往事，记忆犹新。

这个为中国小儿心脏病事业奉献半个多世纪的老专家，在两个多小时的叙述中，看不到一丝困乏，眼神睿智，每句话都说得坚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事实”

为庆祝宁寿葆教授八十岁生日，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印制了一本画册，在履历部分有不同时期的照片。第一张是他儿时的照片，下面写着：“1932年7月出生。儿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个身份，宁寿葆已经拥有了66年。入党时，他是一名大学生。

1951年，宁寿葆考进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医科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为这所大学医学系的一名新生。学校条件简陋，学生晚上只能围着食堂的八仙桌温习功课，但年轻的共和国赋予了学校丰富的精神力量，校园里洋溢着求知好学的激情，追求进步的号角似乎从未消逝。

在这样的蓬勃生机中，宁寿葆进入了大学生涯的第四年，此时，他发现要好的同学已经是党员了。认真思考后，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力量汇聚到党组织的洪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宁寿葆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理由，其实有更深的背景，正如五十多年后他告诉上医大新生代党员的那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事实。”

在年轻的宁寿葆作出入党决定的那一刻，他想起了上海解放时目睹的新气象。

“我家住在愚园路，在静安寺附近，我记得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屋外的大街上睡着解放军。”这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以前只是在书报上看到过，没想到解放军进到上海，有这么强的纪律性，不抢物资，也不扰民，晚上就睡在大街上，非常守规矩。”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解放军，宁寿葆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他并没想到，自己会和领导这支部队的中国共产党有终身关联，而“服从组织安排”也将成为他后来人生选择的首要原则。

宁寿葆教授在查房

周总理客人的全陪

1956年，宁寿葆从预备党员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年，他从上医大毕业，分配进了上医儿科医院。“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个儿科医生”，虽然他强调自己的工作两点一线（家——医院——家），但梳理其工作轨迹，会发现有不少工作和看病问诊无关。

所有的选择都是一个理由：服从组织安排。在宁寿葆看来，服从组织安排是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

1957年，宁寿葆原本被上医大派往重庆，帮助筹建重庆医学院（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他向往着远方开创性的事业，和妻子说，在重庆不能骑自行车，得借钱买一辆摩托车，方便上下班。

摩托车没买，他也没去重庆，因为他被组织紧急安排了一桩“大事”：接待周恩来总理的巴西客人帕索尔（Passor）。

从巴西来的帕索尔也是一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巴西著名的病理学家，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让自己的儿子到中国接受教育。”宁寿葆记得，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他所在的儿科医院，落到自己身上。理由是他的英语好（宁寿葆在圣芳济学院读过五年中学，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又是党员。

从1957年至1958年间，整整一年里，宁寿葆和帕索尔做到了真正的形影不离，“医院专门弄了一个小房间，放两张床，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24小时陪他，他看病人，我给他做翻译，他去种田，我也去。”

那时候的宁寿葆和闻玉梅（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病毒学家）处于热恋之中，帕索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连周末都和我在一起，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宁寿葆只好介绍闻玉梅给他认识，他才无话可说。

两人结下深厚的友情，帕索尔回国后继续保持书信往来。

回忆那段时光，宁寿葆并不后悔。他说，入党只是一道门槛，进门后才是考验，“是不是一名真正的党员，考验在于遇到选择的时候，是否以组织利益优先。”

到日内瓦去

1973年，宁寿葆又遇到了服从组织安排的大事：到日内瓦去！

整个事件的开端得回到前一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静静在《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的身份转变：1949—1978》文章中“复原”了背景：1972年5月10日，有19个世卫组织成员国向世界卫生大会（WHA）提交了要求“恢复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合法席位和所有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决议，获得通过。

同年8月，世卫组织总干事坎道应邀访华，宣布与台湾断绝一切联系，姬鹏飞外长会见坎道并宣布中国将逐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

1973年初，坎道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当年5月召开的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WHA）。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权力机构，WHA每年在世卫组织总部日内瓦召开一次。

到日内瓦参会的中方代表团“阵容强大、人才汇集”，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任团长，王崇礼为副团长，团员中包括赫赫有名的黄家驷、林巧稚等人。

宁寿葆也是代表团成员，并作为代表团顾问兼翻译参加了那一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在去日内瓦前，他已在卫生部开始会前的准备工作，着手翻译一些重要文件。中国作为世卫组织创始国，“所以，我们坚决要求中文作为工作语言，世卫组织同意了，那我们必须赶紧把相关文件翻译成中文。”

除了翻译文件等巨大的工作量之外，宁寿葆还要承担部分代表团成员的翻译工作。同为代表团成员的孟庆玉是天津的一名赤脚医生，她的身份对于日内瓦来说陌生而好奇。宁寿葆介绍时用了“barefoot”一词，结果对方直往孟庆玉脚上看：“不对呀，不是穿着鞋吗，哪里赤脚了？”

快乐的小插曲并没有减轻工作压力。孟庆玉的发言是中国独创的赤脚医生首次亮相，作为翻译，责任重大。

现在宁寿葆回想起来，那次会议需要克服的难题历历在目，但“总算胜利完成任务。”

党员应当做好本职工作

宁寿葆教授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当一名儿科医生。他也多次表示，党员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他而言，就是给患儿服务。

“孩子不会表达，生病了不舒服，只会哭闹，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医生需要仔细观察，要猜测，要客观分析，要特别细致耐心，不能心烦。”——作为医生的他，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而作为医院管理者的他，也是如此告诫同事或下属的。

1982年到1994年，宁寿葆先后担任上医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院长兼儿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同事们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有时候病不可能完全治好，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病人家属不好呢？”

能帮到病人的，他总是尽力帮助，也谦和有礼。同事们说，在医院上下电梯，宁医生会让病人先走；给病人病历，他从来都是双手递交给对方。

宁寿葆从未收过红包，但有一次他破例收下了“礼物”。同事回忆：“2010年，一个骨肉瘤患儿在他的悉心帮助下术后顺利出院，孩子母亲为表心意，特地带了两盒家乡土产送到医院，被他婉言谢绝了。与孩子的母亲僵持了十多分钟，最终将一盒礼品送给了门诊部员工，另一盒则让孩子的母亲带了回去。”

许多患儿家属和宁寿葆教授保持了几十年的联系，邀请他参加孩子的生日，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在同事眼中，“宁教授所做的这一切，都出自于他对儿科事业的热爱，出自于他的责任感，以及他心目中‘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