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会忘记丨李大钊：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国家

在一百多年前，李大钊携笔从戎，以文报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鼓励中国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坚信中国的青春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火炬在他的手中点燃，照亮中国的前路。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在它铁锈斑斑的底座上，似乎还残留着鲜血的印记。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他的遗体，发现就说是脖子上有三道血印子，就说明他一共被勒了三次才完成这个杀人的过程。 

哪怕付出生命也要追寻真理，这是李大钊毕生的信仰。1917年，28岁的李大钊听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感到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首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引入中国。紧接着，他又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整个中国燎原。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我爷爷）发表关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歌颂十月革命的论文演讲、杂文等一共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一篇，说明他高密度去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探索这个民族解放之路的同学，都会自觉去听大钊先生讲这些马克思主义课程。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几个月后，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当时，李大钊从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中拿出80银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他到了夏天就穿一件布的长衫。冬天就是一个长的棉袍，对当时一个大学教授来说，（个人生活）非常简朴。 

当时，李大钊每个月收入240银元，但是他的夫人赵纫兰却常常为生计发愁。原因是李大钊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学生。后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让会计每个月直接把一部分生活费交给赵纫兰，以防李家断炊。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他（李大钊）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套很好的房子。但是他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一个房产也没有，他一共搬了7次家，换了8个地方，都是租房子。他（李大钊）牺牲之后，最后家中只剩下一块钱生活费。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发展至16名党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虽因故未能参会，但他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巨大贡献，成为公认的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领导的北方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被反动军阀视为“心腹大患”。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要留下来继续战斗。1927年4月，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连同60多人一同被捕。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当时国共领导正在办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被逮捕了，包括我的奶奶，还有我两个姑姑，逮捕之后就把他们关在京师警察厅。当时奉系军阀想尽办法，威逼利诱，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我爷爷也没有屈服。 

李大钊在狱中度过的22天，被施以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甚至竟残忍地被拔去了指甲。他却铮铮铁骨，一片丹心。李大钊其实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在《牺牲》这个短文里，他把牺牲看成一件壮烈、庄严的事情，面对生死，他一点都不畏惧。

1927年4月，军阀下令：绞杀李大钊和其余多位革命者。临刑前，李大钊一袭长袍，态度从容，第一个步上绞刑台。作了此生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随后，慷慨赴义。 

李大钊之孙 李建生：为中国发展、民族解放之事业矢志努力，这就是他的目标，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总台央视记者 于茜 董良言）

（编辑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