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为什么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抉择？

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输电铁塔（2020年11月29日摄）  詹彦摄/本刊

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经济发展路径，让我们取得经济增长的奇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抉择，将让我们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向着高质量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从战略基点、供需体系、经济血脉、要素流动、市场机制方面寻求新变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将使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具主动性，从而在提高内循环的同时，带动外循环延展至更大范围、更深程度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作一场不容懈怠的持久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便是我国当下应战的关键抉择与中长期之策。

双循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站在两个五年规划交汇的时间节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双循环战略何以成为引领中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必然之策？

洞察于旧，才能了然于新。让我们回望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后，中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经济政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和保税区，迈出开放的步伐；90年代，顺应区域化发展需求，我国加入APEC，尝试与世界经济接轨。

21世纪头一年，我国加入WTO，加快了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并迅速成长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国。

与世界交往的大门打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由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循环，资本、技术和供应链纷至沓来，中国日渐成为恢弘可观的“世界工厂”。

如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

取于势，明于变。把握自身命运，回应世界变局，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有基础有底气，也有机遇有办法。

底气在于，持续40多年发展：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资金供给相对充裕、人力资源丰富……

办法在于，“练好内功”，以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升级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让内外两个循环畅通互动，让经济运行升级提档。

历史的车轮即将驶上新征程。如果说融入世界、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经济发展路径，让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取得经济增长的奇迹，站在新的起点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抉择，将接力使命，让我们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的优势。

必由之路上的关键抉择

8.3亿。这个庞大的数目，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总数。

当时32岁的广东宝安县人江惠群，是其中一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和24名姐妹一起进入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工作，成了最早的“打工妹”。

“那是全国第一批、深圳历史上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不用再下地种田，工资还比种田的收入高3倍。”江惠群说。

“这是1978年的中国面临的现实情况：劳动力极为富裕，但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难以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撰文称。

问题摆在面前：经济发展水平低，消费能力弱、供给能力也有限，但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在内的要素丰富且成本低，具有比较优势。如何破局？

答案是：以开放引入现代经济要素，发挥比较优势，借船出海，融入全球市场，完善自身经济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持续增长。其中，持续逐步地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的战略导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在逐步深化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较快增加就业、提高劳动收入，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逐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长为“世界工厂”。

入世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改革开放以来，依赖国际大循环，我们开启了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尤其在加入WTO后，通过更加深度地融入国际循环，我们逐渐构建起内部市场化大循环。我国经济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由外而内、由内而生的重要变化。

经济开放程度从局部进入整体，参与度从外围接近中心。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四个特区”战略，到沿海开放城市战略，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和保税区战略等，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的深度不断提升。

我国参与世界分工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从改革开放前的外围进入中心圈；由参与世界分工成为部分引领世界分工；由适应国际分工和嵌入全球价值链变为开始自己构建价值链。

加入WTO后的数据显示，我国创造了进出口贸易增长最快的世界纪录，从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迅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到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1978年，全国的市场主体不足50万户，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仅占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企业逐渐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自我适应，劳动力就业从计划安排转向自主择业，要素市场逐步成形。2020年底，我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约1.25亿户。

与此同时，伴随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改革步伐不断加大。一大批束缚市场主体活力的法律法规得到清理和废除，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和执行了一大批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一系列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治理水平的改革举措渐次落地。

老百姓收入持续增加，消费需求从少到多再到好。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百姓缺衣少食、连火柴肥皂都要凭票购买。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资金、技术、先进管理模式的引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商品短缺和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随着“钱袋子”越来越鼓，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转向更多的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成功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经济持续4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在另一面，40多年经济奇迹重构了中国的要素禀赋。比如，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但成本持续上升；资金供给相对充裕，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短缺更为突出。

更关键的是，“低成本、出口导向的低质量增长模式已愈来愈不可持续，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黄群慧说。

中国又一次来到了抉择的路口。

重塑优势的战略调整

春节，往往是观察中国消费和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最近，中国春节消费“账单”刷了屏：零售和餐饮消费超8200亿元，网络零售额超1200亿元，快递突破6.6亿件，电影票房突破78亿元……一个个数据刷新纪录，时间只用了一周。

火热的“春节经济”，再次让外界见识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所迸发出的蓬勃能量，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更多依靠国内需求促发展的信心和定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专家们看来，这是综合考量我国内外环境变化、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优势短板、未来发展目标等诸多因素后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路径一次新的战略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现实选择。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持续低迷，中国经济逐步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已降到国际公认的3%以内的均衡水平。

当前，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特别是，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呈现，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有效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压力，是中国应对当前形势的现实之举。”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说。

专家们认为，在国际大循环出现不畅的情况下，夯实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既有利于稳固国内经济基本盘，也有利于带动和激活国际循环，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从而使得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动荡复杂的世界体系中站稳脚跟、壮大自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虽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多达101个，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13个。

有分析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艰难，关键是在跨越前后需要依赖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格局：从低收入阶段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典型范式是向外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至高收入阶段，则需要在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同时，积极强化“国内（地区内）大循环”。

以日本、巴西为例，在1960年的起点上，日本与巴西产业结构相似，人均GDP相差不足270美元。此后，日本在供给侧加速推进产业升级，积极引导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同时持续扩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需求侧，日本不断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有效吸收在新技术下大幅提升的国内供给能力，由此构筑了良性的国内大循环。

与之相反，1960年至今，巴西经济自主性不足，在享受了初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供给侧的产业升级进展缓慢，需求侧受制于高通胀、超前城市化、贫富分化等因素，国内消费需求发育不足，延阻了产业升级，国内大循环未能充分畅通。在这一差异的长期影响下，日本人均GDP逐步大幅领先于巴西，至2019年差值已经超过3.1万美元。

对中国而言，即便不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在传统的外循环路径中，资源禀赋的红利终将走向枯竭，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终将走向递减，而低附加值产品又会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愈加激烈的竞争，难以支撑走入高收入阶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作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能否抓住机遇，实现产业跃迁，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近年来，少数发达国家竭力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试图削弱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后发优势”。

“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由此造成我国经济向产业链供应链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受阻。”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

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国际市场拥有更大支配地位，受到其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的压制，我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空间受到限制，当前和未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握在我们手中的战略资源。在此形势下，当关键技术、核心设备和部件不能再从外部市场购进时，就要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以国内市场自主确保科技自立，坚定地从“市场换技术”迈向“市场强技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大国发展战略的正常回归。

从全球范围看，内循环的经济占GDP80%以上、外循环的经济占GDP20%以内，是经济强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

例如，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出口占GDP比重仅为12%左右，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其出口占GDP比重也比中国要低。可见，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过去我们强调要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为了推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从内向战略到外向战略转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转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依靠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很大程度上是小国路径，现在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质上是对大国发展战略的回归。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典范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近年来的发展令人瞩目（2019年1月16日摄）   吴鲁摄/本刊

向高质量发展求变

内需之于大国，犹如脾胃之于人。做强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一系列具体发展方式将寻求新变。

基点之变：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韩保江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近年来，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多保持在90%以上，有的年份超过100%。

韩保江说，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升级。

要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尤其是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韩保江说。

供给之变：以“中国创造”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刚刚过去的冬季，由于天气寒冷保暖内衣销售量增大，湖北武汉一家老牌服装企业的工人忙得不亦乐乎。

而在几年前，这家老牌服装企业还深感外贸代工赚钱越来越难。想走内销路，但产品多是中低端，销量有限。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保暖内衣改变了这一困境。其面料申请了2个国家发明专利和1个国际发明专利，打破了国外对相同功能性面料的垄断，十分畅销。

更高标准的内需需要更高水平的供给来满足。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无法有效畅通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需不匹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黄群慧说，要在国内建立高端价值链，使之与国内原有中低端价值链形成互为市场的国内大循环，为关键核心技术创造更大的国内市场，实现技术层面的不断突破，从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满足内需的能力。

血脉之变：以自主可控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当前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范围内人流、物流、资金流受阻，来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也在向国内传导。

作为经济循环的血脉，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内循环的必然条件。

首先，不能有堵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看来，要打通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割裂，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循环的整体，成为“一潭活水”。

其次，不能有断点。当前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整体而言大而不强。同时，我国已进入从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阶段，在诸多领域接近前沿，率先踏入无人区，“两头在外”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进步需要。

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主动地位，就要努力连接断点，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如何打造？答案是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尤其“要以企业为抓手，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刘伟说。

流动之变：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转变发展模式的关键处，还在于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要求，遵循经济规律，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有序流动。”韩保江说。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与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的发育还不充分。比如，土地管理还欠灵活，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尚存障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待提高等等，都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盘活要素资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激活要素蛰伏的潜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机制之变：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素配置和商品交换的平台和中枢，是市场体系。市场体系越健全，资源配置能力越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平就越高。

“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步。”韩保江说。

当前，阻碍国内形成统一大市场的，主要是“条条块块”间各种阻隔资源流动、分割要素有效配置与市场化流动的藩篱。

这要求继续深化推进针对性更强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其间的一项关键、基础性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激励，是激发各类主体活力、释放发展新动能的深层源动力。”韩保江说，要深化改革，以公平为核心原则，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激发各类经济主体市场活力。

外循环向强而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可以使外循环延展至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另一方面，促进内外循环相互融合，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内循环将深刻影响外循环。

方略之变：制度型开放吸引高端要素

“买了一块机械手表，成都专柜近7000元，在海南只花3000多元，便宜了一半！”成都市民田昭君，切身享受到了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带来的红利。

数据显示，从2020年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开始实施至9月30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86.1亿元，同比增长227.5%；购物人数达129万人次，同比增长62%。

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制度集成创新，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促进要素高效自由流动的一个案例。

“与一般生产性要素不同，高端和创新型生产要素对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交易成本等更为敏感，仅仅依靠降低流动壁垒或成本洼地吸引效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托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张二震撰文称。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须建立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相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以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另一深刻用意，在于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

“十三五”时期，全国新设17个自贸试验区，总数达21个，总计被赋予28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

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会触及改革深水区。多位受访专家说，自贸试验区本质上担负的正是制度型开放“试验”和“探路”的使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优化设计和安排的经验，进而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格局之变：为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当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东博会……中国一次次成功“做东”，为提振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

“以宏大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张蕴岭说。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蔓延，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不仅没有停滞，反而逆势上扬。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国际大平台，成为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说。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为我国自身改革开放开辟新天地的同时，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提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格局决定结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因势而谋，应势而动，未来呼之欲出。那就是：中国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在国际形势动荡变革中，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稳定发展，稳中求进、蹄疾步稳，再次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发展奇迹。□（执笔：张程程 张康喆；参与采访：胡梅娟 李亚飞 刘娟 陈燕 屈辰 皇甫平丽 徐欧露 扈永顺 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