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在深圳和上海，敢闯敢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冲破思想束缚，建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启了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创新之路。
先行先试 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
股票代码0001，这串数字在31年前代表的股票是深圳发展银行。那一年是1990年，深发展和另外4只股票一起，成为深交所第一批上市公司。
平安银行董事会秘书 周强：当时深市有老五股的说法，其中深发展盘子大、市场影响力强，深交所就把0001的代码分配给了深发展。
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早在1号代码上市之前，“深发展”和“万科”“安达”等多只股票，早就以柜台交易的模式开始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探索。然而在试验的过程中，柜台交易的弊端渐渐暴露了出来。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结算交收部经理 徐虹：因为我在柜台买不到股票，那我就在底下，私底下交易。一倍以上的价格或者是两倍价格，或者更多的，它（股票）这个价格是随行就市自己喊的，也没有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禹国刚：国家三令五申要深圳把证券市场管好，你用什么办法把它管好，只有把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起来，实行集中交易。市场统一了，价格统一了，信息统一了。
改革浪潮带来了新事物，新的发展变化又倒逼更进一步的改革。针对证券市场出现的问题，深圳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着手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这些新名词、新事物。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禹国刚：你一说股票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了，所以深圳搞股份制，搞这个证券市场刚一开始有的人不理解，给市政府打电话质问市政府，你们怎么搞资本主义市场。他不懂，资本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
不仅是老百姓不理解、不认可，即使是当时的各级领导，对发展股票交易、建设资本市场也有不同认识。在这篇反映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中，不同的领导也给出了不同的批示。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禹国刚：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有的说加强管理，有的说干脆关了，这个证券市场幼苗就面临着被铲除的危险。
激烈的争论，考验着每一个改革前沿的共产党员。在改革中遇到了问题，那就通过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大家从零开始研究全球市场的证券交易制度，翻译了两百万字的专业书籍，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勾勒出中国股市的轮廓。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禹国刚：这个时候的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利用中央给予深圳的特区的那种特殊政策，把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日率先开起来，先行先试，杀出了中国资本市场这一条血路。
如今，股票上市交易，在深交所的大厅里，有高管来敲钟、有投行机构等相关人士来观礼。而在1990年开业之时，深交所的筹备者们却想都不敢想。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禹国刚：股份制证券市场在当时争议很激烈。为了要确保这件事情的成功，而不至于节外生枝，我们采取了非常低调的办法：一也不请领导来；二上市公司也不来；三深交所敲钟开始以后，深交所就算成立了，中国资本市场从这一天就有了。
从零起步走到今天，31年间深交所从当初“老五股”发展到2300余家上市公司，建立涵盖主板、创业板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近期深交所改革动作频出，主板中小板合并，深入推进注册制改革。这牵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显示出改革者的决心和远见。
深交所新闻发言人 陆序生：去年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也顺利落地，平稳运行，应该说进一步完善了一系列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服务了一批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也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利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改革新征程上提速发展的深交所，正形成以高科技企业、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基础，股票融资额、成交额、新增上市公司数量等稳居世界前列。
深交所新闻发言人 陆序生：站在新起点，深交所将对标“十四五”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努力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构建更加适应创新资本形成的市场体系、制度体系，更好地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敢想敢干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就在深圳积极筹建证券交易所的同时，在改革浪潮澎湃的另一片热土——上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探寻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
总台央视记者 杨理天：在黄浦江边，这栋极具建筑风格的大楼，就是原先的浦江饭店。它拥有150多年的历史，在当时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豪华、最有名气的酒店之一，中国的第一只电话、第一部电灯都出现在这里。1990年12月19日，在浦江饭店一楼的孔雀厅一声锣响，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90年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刚刚拉起，在顶层设计中，就破天荒提出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这不仅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内容之一，更是满足浦东开发开放的迫切需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尉文渊：开放开发浦东这张大牌，怎么开发，几百平方公里开发，哪儿来资金，人们自然就提出来要打破传统的理解、渠道和模式。当时有一批有识之士提出来上海是有股票市场的传统的，有这个基因的，应该是建立证券交易所来筹措浦东开发需要的资金。
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1990年，年仅35岁的尉文渊主动请缨，出任上交所筹建小组组长。对当年这些改革的先驱者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仅证券交易制度、规则是陌生的，甚至连交易大厅都没有人见过。尉文渊穿着一双旧皮鞋，在偌大的上海跑了两个月，从寻找场地开始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尉文渊：在它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交易厅，多大、多高、多长，方的圆的根本就说不清楚，因为你对股票交易没有了解。但是一看到这个厅，就是它（浦江饭店）了。
闯过了硬件筹备这一关，构建交易体系的坎又要如何跨过。不懂就学，筹备小组找来了世界各国的交易体系作参考，甚至在电视里偶尔看到对美国芝加哥、纽约那些成熟证券交易所的报道镜头，都拿来反复观摩，当成学习用的珍贵材料。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尉文渊：口头竞价，用这个喊叫、打手势来表达交易需求，来完成交易。特别当时有一个感觉说上交所开业，没多少东西，不能冷冷清清，这样一个厅里面很夸张喊叫还有点氛围，还有点交易气氛。
仅仅只是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对这些改革的先锋而言，显然并不能满足。当时，国家已经提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尉文渊眼中，代表未来的中国交易所，还要全盘复制传统而陈旧的方法吗？既然是改革，就把步子再迈得大一点，上交所想试一试电子计算机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尉文渊：那个时候上海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科技的城市，银行里最多用小的简单的计算器，还在打算盘。交易所搞电脑，不是天方夜谭吗。那我坚持，我是筹备组长，筹备资金五百万，我拿一百万来干电子交易。
这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冒险、超前的决定，让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得益于电子交易带来的高效和便利，才支撑了日后遍及全国城乡、数亿投资人参与、每天数万亿元的成交规模。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尉文渊：尽管那个时候条件都很差，不具备，但那个年代特别鼓励大胆创新，特别是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抓住机遇等等，那是一个鼓励人们去创新、去改革、去大力发展的年代。
如今，在上交所敲响开市锣，成为了无数公司的梦想。上交所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三大交易所，拥有超17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40万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贺强：我们的资本市场经过31年的发展，市场发展的规模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先例的。有人说速度好像超过美国100年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个发展速度。
开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990年，沪深交易所开市的锣声与钟声交错，宣告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历经30多年风雨，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在改革中诞生、成长的中国资本市场，今天依然在以更深层次的改革，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30多年前，沪深交易所带着13只股票、不足百亿元的市值启程，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的步伐，如今已拥有超过4100家A股上市公司、数十万亿元总市值。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均跃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尉文渊：30多年前我们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可以很大胆地讲，当年最富有预见性的人也想不到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模式。
无论走得多快，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设立资本市场的初心宗旨。30多年来，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21万亿元，并保持着上升势头。2020年A股累计筹资15417亿元，比上年增加1883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贺强：资本市场的发展极大促进了我国实体经济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给高科技、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高科技企业在初期的时候，可能是连续亏损的、是烧钱的企业，这个时候你想获得投资是很困难的，只有资本市场通过风险投资、天使投资才能使这些企业获得资金的支持。
回望历史，沪深交易所在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中建立和成长。在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共产党人又再次将改革切入点指向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抓手，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贺强：31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就是改革创新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股票发行制度最早是审批制，随后改为核准制，现在又推行注册制。在依法监管框架下，随着不断的改革创新，资本市场最终会形成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18年11月5日，科创板正式宣布设立并试点注册制；2020年4月27日，注册制改革向创业板扩围。就在几天前，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试点评估后，将在全市场稳妥推进注册制。从审批制、核准制到注册制，刚刚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踏上了改革发展的新征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所长 何基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对发展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引导资源向高科技、高成长领域集聚，提高资本循环流转和配置效率，塑造包容高效的创新市场支持体系。
（编辑 吴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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